(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茅于軾
什么是福利國家?它是指全民都享受國家的福利,不分收入、家庭、教育、年齡,凡是本國的公民都能一視同仁地得到國家的福利照顧。
一般老百姓都希望政府有福利政策,因為能夠白得一些福利款誰也不會拒絕。他們不會去想政府的錢從何而來,認為政府自有其辦法,也不知道政府的錢最終是從老百姓手里征收來的。
其實,百姓靠國家福利是撿不了便宜的,不但撿不了便宜,還會有所損失。即使政府完全沒有貪污浪費,還有因福利費的征收和分配而發生的行政費用。百姓交出100塊錢的福利費,回到自己手里往往只剩下90塊。所以,福利國家的政策比起百姓自己為自己謀福利,效率要差得多。
福利國家和濟貧不同,濟貧是幫助貧困人口。濟貧是沒有爭議的,全世界不論東方西方、古代現代,一切國家都有濟貧的政策和習慣。關于濟貧的爭議只是針對什么人,多大的力度,怎樣避免腐敗等等,濟貧的方向是沒有爭議的。
拿富人的錢幫助貧困人口,或者拿普通人的錢幫助貧困人口,都沒有問題。因為這能縮小貧富差距。但是,人人有份的福利國家則不能緩解貧富差距。比如,富人的年收入是100,窮人的年收入是20,差距為80。人人有份的福利政策讓不分貧富人人都增加10單位的年收入,富人變成110,窮人變成30。他們之間的差距仍然是80。
這說明,福利國家不能緩解貧富差距,因此,對它有很多爭議。中國本來沒有要不要成為福利國家的問題,但是,最近的一系列政策不但跟福利國家有關,而且和反福利有關。就是說,一些政策走到了超過福利國家的程度,變成了濟富而非濟貧。這和對福利國家的認識有關。
福利國家的害處不僅僅是效率低,更因為會把人們的心思引向不勞而獲。
在沒有福利照顧時,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多賺錢,努力去創造財富;而有了福利時大家想的是如何逃避交稅,同時多些福利照顧,因為的確有空子可鉆。所以,福利國家會培養懶漢,整體上的生產下降,國家陷入福利陷阱。
福利高的社會和福利低的社會比較而言,上述毛病是很明顯的。由國家解決福利和自己解決福利相比較,還不如減點稅更合理,這樣不但減少了與福利有關的行政費用,防止懶漢的養成,更能減少腐敗的機會。
盡管如此,世界上還是有不少國家選擇福利國家的道路。國家照顧人們的基本需要,不但包括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教育費用,包括醫療、交通,甚至住房,而且每個人每年還能分到國家的福利款。而且這種分配是人人有份的,不管你收入有多高或很低。實施這種政策的結果是基尼系數低到0.3以下,和中國改革開放以前差不多。他們的經濟增長也并不很差。這一經驗很值得我們注意。
在我們看來,養懶漢的制度是沒有生命力的。成功者何以他們成功?理論上的解釋是什么?筆者認為這和人類的本性有關。
人們追求富裕,同時也追求平等。“富裕”和“平等”兩大目標都是我們所要的。這里的平等是指滿足每個人的生理需求的平等,因為人與人相比生理需求是差不多的。可是在市場經濟中人與人的收入分配可遠遠不是平等的,企業家、歌星、運動員等的收入千百倍于普通人。
這一需求和收入的差距使人們感覺不可接受。一些高收入的人一擲千金,他們吃一頓飯夠窮人一年的飯費。他們的住房像宮殿一樣,而窮人只能蝸居在斗室之中。福利國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這種令人窒息的社會不公,即使犧牲一點效率也能夠為大家所接受。
上述分析清楚地說明,效率和公平是互相矛盾、不能得兼的,因為多一點效率就要少一點公平。究竟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如何選擇,也許可以說,當國家很窮時應該多考慮效率,等富起來之后應該多考慮公平。并不是說窮國就不需要公平,起碼的公平,人人有飯吃,這是必要的,但是,更多的收入公平會妨礙進一步的財富積累。此時,應該讓市場充分發揮其財富創造的功能,使全社會盡早富起來。
但是,隨著市場的發育,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雖然窮人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差距太大而憤憤不平的感覺越來越普遍,此時社會就必須轉型了,由強調效率轉向強調公平。現在的中國可能已經到了這樣的階段。
當前,中國在福利方面的問題還不是公平和效率的矛盾,而是反福利,既無公平又無效率的問題。
中國研究收入分配的學者一致同意,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來源是城鄉差別。就城鄉各自的收入分配來看,差距都不算太大,基尼系數都不超過0.4,但是,就全國而論則超過了0.45,差距主要來自農村的收入太低。而我國的福利制度卻把重點放在了城市。
比如,無論教育、醫療、就業,都是照顧城里人遠多于照顧農村人的。尤其是最近變成全國重點實施的一項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更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巨額的公有資源拿來補貼城里人買經濟適用房等補貼住房,在此間農民是一點也挨不上的。一套住房的補貼數可達幾十萬元,夠農民10年的收入。
這樣的福利政策極大地惡化了收入分配,使今后的分配問題更難解決。城里的高房價將阻礙農民移居城市,而城里人已經有了自己的住房,則不受高房價的影響。
引導普通人買房靠政府,其不良后果遠超出一般人所想象的。
其一,大家盼著政府補貼,而不是自己努力掙錢。寄希望于買便宜房,會去鉆營歪門邪道,把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鉆營之道上。
其二,惡化了社會風氣。廉價房的分配不是市場化的,而是靠接近權力的程度,客觀上創造了貪污腐化的機會,必然使已經泛濫的政府腐敗變本加厲。
其三,限價房多了,在土地總量已定的條件下商品房必定會減少,沒有條件買限價房的人是多數,商品房的減少必定使其價格上漲。限價房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商品房市場。
其四,不必要地加大了政府的權力。我們多年來討論政府職能問題,能夠由市場解決的問題都不要由政府插手,限價房使本來是市場解決的問題交給了政府。事實上,政府官員是喜歡擁有分配限價房的權力的,因為對他們而言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手中的權大一些總比小一些好,可是,百姓辦事就更得求他們,而不是在市場上解決。
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在政府中還有廉潔問題,尤其不能搞太多的福利。因為福利是由政府分配的,在分配福利中政府是有利可圖的。應該盡量讓市場發揮作用。隨著政府廉潔程度的提高,可以逐漸增加社會福利,讓更多的公共資源讓政府來分配。所以,福利國家適合于高收入、政府廉潔的國家。
(摘自《世界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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