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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巧鈴

　　她似乎早已預知了她最后的生活，猶如孤島，死了也沒人知道。

　　1983年的一天，林式同受朋友之托前去給張愛玲送信。那是一棟單身公寓，類似廉價旅館，在好萊塢東區。按了門鈴，里面的人只開了細細一條門縫。她說，自己沒有換好衣服，很抱歉。把信放在門口就請回吧。他照做了。他一點兒也不了解住在里面的女人，此前，也從來沒聽說過她的名字。他放下信后便告辭了。

　　張愛玲從門縫里伸出手來，取走信，馬上就把門關上了。那年，她63歲。1972年，她獨自一人從紐約搬到洛杉磯。自從丈夫賴雅在1967年去世后，她就孤身一人生活。她離群索居，不喜見人，電話響了也不接，除非是預先寫信約好的來電。她也很少寫信，只是偶爾和密切的朋友、上海的姑姑和弟弟通信。而就算是稀少的書信也幾乎成為她的一種負擔，“一封信要寫好幾天，屢次易稿，抄了又重抄。”她說，“大概是不會說話就不會寫信。”在最后的20年里，她開口說話真是奇少，除非不得不說，否則都是沉默。而自己的地址和電話，她總是請他們代為保密，生怕別人知道。她下決心，“過往的人一概不見”。

　　一年之后，林式同意外地接到張愛玲的邀約，在一家汽車旅館見面。只見，“走來一位瘦瘦高高、瀟瀟灑灑的女士，頭上包著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著一件近乎灰色的寬大的燈籠衣。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飄了過來。”

　　她當時正遭蟲患，總覺得屋里有跳蚤——“南美品種。生命力特別頑強，而且小得肉眼都看不見”。所以，她從住了近10年的單身公寓里搬了出來，在各種汽車旅館里輾轉遷徙，躲避跳蚤。為此，她甚至剃掉了頭發。出門時只能包著方巾，或帶著假發。她有好幾頂假發，或長或短，樣式不一。她幾乎“天天搬家”，拖著行李，像個流浪漢。無論出門或在房間里，她都穿著毛拖鞋，臟了就扔。她用一次性餐具。也是在這段頻繁搬家的日子里，她養成了丟棄東西的習慣，她的身外之物越來越少。其間，她把移民證件也弄丟了，徹底成了沒有身份的異鄉流浪人。

　　幸好，醫生開的藥治好了她的皮膚過敏。她終于結束了4年的汽車旅館流浪生涯。她找了一處單身公寓，依然小心翼翼地避著人，能不出門就不出門。即便如此，還是有人找到了她的地址。一位臺灣女記者，已經悄悄地搬到了隔壁。女記者守株待兔了一個月，終于在張愛玲出來倒垃圾時見到了她。“她真瘦，體重略過八十磅。”張愛玲穿白襯衫，藍裙子，皮膚很白，低身去整理幾個紙袋子。見有人，起了警覺，又關上了門。女記者生怕驚動她，躲了回去。見沒人，張愛玲才又出來，急步下樓去。女記者迅速繞一小徑，躲在墻后偷偷看她。“如見林黛玉從書里走出來葬花，真實到幾乎極不真實。”

　　張愛玲可能感覺到了什么。租約滿后，她就搬家了。后來，女記者的“倒垃圾記”見報了。猶如驚弓之鳥，張愛玲對自己的住址“絕對保密”，連她的姑姑都不知道。

　　1991年，林式同接到張愛玲的信件，請他幫忙找房子。跳蚤夢魘又回來了。她每月花200美金買殺蟲劑，“櫥柜一格一罐”。張愛玲找到了新公寓，這也是她最后的住所。她在郵箱上用了假名Phong，越南人的姓。她對伊朗房東說，外面傳說她發了財，有許多親戚想找她借錢，躲也躲不開，Phong是她祖母的名字，在中國很普通，不會引起注意。

　　1992年，林式同接到張愛玲一封重要的信件。她說，為了辦大陸版權委托書，“在書店里買表格就順便買了張遺囑，免得有錢剩下就會充公”。她請他做遺囑的執行人。自從1991年第二次見面后，他再也沒有見過她，他們的聯絡方式就是寫信，偶爾也在電話里閑聊幾句。當然，這也是通過信件預先約定好的。有一次，她跟他說，三毛怎么就死了呢。他沒有接茬，因為他不知道三毛是誰。他是個建筑師，對文學圈的事幾乎不知。

　　1995年中秋前夕，張愛玲被發現死在公寓里。尖瘦的她躺在紅色的地毯上。第一個發現尸體的是看公寓的黑人，他發現她多日未出門，上去敲門，沒人回應。警察聞訊趕來，驗尸報告說，已死3天。“我有時覺得，我是一座孤島。”或許她早已預知了這一切。

　　(摘自《新世紀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