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見證災難的人都可能被災難影響,而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撫慰他們心理上的傷痕。”復旦大學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申荷永教授這樣說。
“從廢墟中出來,看見那些殘肢,看見那些覆蓋著泥砂的尸首,聽見老人、孩子或女人證實親人罹難后的失聲痛哭,聽見那些廢墟中低微的呼救聲,我忍不住眼淚,控制不住自己的悲傷。”前不久,一位前方記者在給同事的留言中這樣說。而那些每天流著淚關注電視中救災直播的人,更是難以計數。
直接受災人群通常被認為是心理創傷的主要受害者,但申荷永教授認為,不僅僅是直接受災的人需要心理援助,更多的外圍人群更加需要我們關注。這些人群包括幸存者、現場的記者、營救第一線的武警官兵、身處外地的川籍人士,甚至包括時刻關注汶川地震、瀏覽了許多相關圖片的人。
“對于災后幸存者,他們失去了太多,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上的苦痛都很重。有些人不得不面對親人去世、一無所有的現實,因此我們的工作重點在于刺激他們的生存欲望。”申荷永說。
“身處救災一線官兵見到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遺體,他們的救援能力是有限的,有很多生命他們來不及救,這也很容易導致救援者自身心理耗竭,產生失落、憂傷、挫折,甚至幻滅感。”申荷永說,“我也曾經當過兵,據我所知,不少參與此次抗災工作的戰士都只有十七八歲。在此之前,他們可能從來沒有面對過如此慘烈、殘酷的場面,這樣的經歷給他們帶來的心理創傷可想而知。”
有調查顯示,在臺灣南投震災后,三成參與施救的官兵有精神上的困擾,比如會有失眠、噩夢、不敢見人等反常表現。“我們要做的工作,也應該包括如何針對這部分人群進行及時的心理援助,讓他們在抗災之后盡快地恢復到平常的生活中去。”申荷永說。
對于身處外地的川籍人士,及時的安撫也是很重要的。“我知道,絕大部分身在外地的四川人在得知地震的消息后,都有立即回家的強烈愿望。當然,交通等現實情況并不允許他們這樣去做,但他們的復雜心情絕對是可以理解的。無法與家人并肩作戰,很可能使他們產生負面情緒,而這,同樣也是心理援助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申荷永分析,隨著時間的推移,幸存者在災后可能經歷的幾種心理狀態:
首先,在初始階段,他們可能會產生一種英雄主義、利他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情緒,因為與那些遇難者相比,自己“還不是最慘的”;之后,是清理階段,人們會探究及討論有關災難的事實,試圖將事實拼湊起來,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事;在接下來的幻想破滅階段,人們則會表達出一種挫折及憤怒的感受——災難后所產生的生活問題也將成為他們受挫及憤怒情緒的來源。
申荷永說,在治療過程中,支持系統對于心理復原非常重要。“災難之后,大部分人會有情緒或心理耗竭,而創傷之后的壓力是個動態過程。對于個人來講,最重要的支持系統就是家庭。遷移和密集的災后重建工作會破壞人們和原有支持系統的關系,因而要鼓勵他們多跟家人或朋友相聚在一起。對于很多在災難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人,救助團體應該予以力所能及的幫助和關懷。”(實習生 施雯霞 本報記者 周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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