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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應調整為更加嚴格的‘一胎化’。但我現在是少數派，贊同我觀點的人較少，甚至有人罵我，也有人稱我為‘當代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的安徽代表團駐地，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坦陳，他準備將他的觀點寫成“建議”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據介紹，經過30年的風雨歷程和艱辛努力，我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婦女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數量)從實行計劃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國13億人口日推遲4年到來，有效緩解了資源、環境的壓力，促進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國人口的發展雖經歷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但來自人口慣性增長的壓力依然巨大。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口的發展和政策設計又面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未來的中國人口該如何發展？我們又該如何應對？在一些事關全局的重大人口問題上，學術界、計劃生育管理部門，仍未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共識。

　　“人口壓力”：不堪承受之重？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依然面臨著更為復雜的人口發展態勢。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紀上半葉我國將先后迎來勞動年齡人口、總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據了解，我國人口目前仍將以年均800乣1000萬的速度增長。按目前總和生育率1.8預測，2010年和2020年，我國人口總量將分別達到13.7億和14.6億；人口總量高峰將出現在2033年前后，達15億左右。

　　而且，我國目前地區間人口轉變差異較大，低生育水平面臨反彈危險。區域間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國僅有上海、北京出現人口負增長。在農村、中西部和貧困地區，群眾生育意愿仍然較強，生育水平仍然較高。

　　今年1月份，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人口發展“十一五”規劃中期評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彈風險依然存在、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機制尚未建立、人口計生工作難度加大等問題依然突出。

　　同時，人口快速老齡化問題開始“加劇”。據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2007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已達到8.1%，且人口老齡化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由此帶來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來源等問題亟待關注。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緊張的狀況將長期存在。目前我國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資源是1/4，人均礦產資源是1/2，人均資源量綜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現在的需求水平，我國糧食需求總量到2020年為6.03億噸，2033年為6.63億噸，大體比現有5億噸糧食生產能力高出20%到30%，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我國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環境可持續指數在146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倒數第14位。

　　事實表明，人口數量問題仍然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問題之一，人口素質、結構和分布問題將逐漸成為影響經濟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統籌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

　　有專家指出，人口總量持續增長，人口結構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質總體不高，人口流動與遷移規模龐大，以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等問題，都將對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產生重大影響，并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訴求？

　　面對依然嚴峻的人口形勢，程恩富提出了繼續堅持和實行較嚴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鄉一胎、特殊二胎、嚴禁三胎、獎勵無胎”，并以此使總人口較快“先控后減”，較快提升人口素質，較快趕上美歐日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對于近年來有些經濟學、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學者主張立即全面恢復二胎生育政策，以此來解決所謂老齡化問題，程恩富認為：“這種政策是不可取的，因為它會使中國人口基數繼續不適當地增大，不利于很多問題的解決，如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就業問題、人均生活水平問題等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較低的條件下到達老齡化水平，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凸現。一方面勞動力仍然大量相對過剩，另一方面達到老齡化標準，這是人口領域的‘二元結構’，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實做好老年人社會保障工作。”他強調，“我們不能用所謂個人自由生育權的觀點來分析，那就會導致無控制的自由生育了，這才是爭論的核心和關鍵。”

　　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小平認為，中國人口數量依舊嚴重過剩，如果沒有人口數量的絕對降低，中國無法從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方面追趕上發達國家。他主張進一步顯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實現人口零增長，并提出了兩個百年人口目標，即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乣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乣5億，從而根本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

　　據測算，如實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達到人口增長的峰值，峰值人口為13.93億人。而“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總量將繼續增長，到2045年才可以達到人口增長的峰值，峰值人口為15.50億人。

　　此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放開二胎”方案的人口總量保持在15億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總量為15.33億人。而實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總量繼續減少，到2100年為6.7億人。兩種方案的人口總量差距逐漸增長到8.63億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費模式和物價水平，我國撫養一個孩子從母親懷孕開始到16周歲止，全國平均所需支付的總撫養費最低為 5.8萬元，最高為6.7萬元。”程恩富介紹說，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經濟實力的提高，教育投資的不斷升高，我國為撫養每個 0乣16歲少年兒童平均所需支付的總撫養費必然大幅度上升。這樣，由于“放開二胎”而多生的幾億人口，將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因此，他建議：我國不僅不能放松現行生育政策，而且還要繼續把城鄉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對夫婦一個孩子這一底線，即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實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過微觀上控制每個家庭的規模，宏觀上控制社會的人口數量，來促進家庭和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科學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僅能夠獲得控制人口數量的人口效益，還會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強調，政府應重視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將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建立在這種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才能以盡可能低的、能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來獲得盡可能高的、并從總體上有利于國家和每個家庭的效益。

　　同時，他認為：獨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許多人所擔心的那樣，最終勢必造成過重的家庭養老負擔，“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負擔加大沒有必然聯系，“二孩加間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現宏觀人口未能控制、微觀家庭負擔也未能減輕的后果。

　　然而，就目前記者采訪的情況來看，持“一胎化”生育觀點的專家、學者人數并不多。

　　“放開二胎”：人性、人文的回歸？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對“一胎化”的學者之一。

　　“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獨生子女人口占主體的社會本質上是風險社會。在提倡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其實也進入了一個還沒有完全意識到的風險積累和爆發并存的后計生社會，或者說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計生時代。”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認為，獨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風險”。

　　首先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尤其對于中老年父母，這是毀滅性的風險。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風險。“獨柴難燒、獨子難教”。由于父母的愛過分聚焦、期望過高、養教方式不甚科學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無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沖突風險。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穩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際矛盾普遍難以調和，若激化則破碎家庭、單親家庭將隨之增多，從而導致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養老風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獨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臨生活照料風險、精神贍養風險甚至經濟供養風險。

　　第五是社會的發展風險。獨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會，除上述風險外，其個性問題、非智力素質發展失衡、缺乏團隊合作精神等也使未來社會的競爭力量、協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戰。

　　第六是國家的國防風險。一旦發生戰事或抗擊自然災害等，需要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獻的時候，可能就是一個“嚴峻的話題”。

　　“獨生子女家庭的‘風險性’就在于‘唯一性’，面臨不可預見的風險，很多家庭變得‘不堪一擊’、十分脆弱。這就要求我們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時候，要盡量人性化，考慮到家庭的合理需求，盡可能把獨子生育的風險‘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風險應該是事先預防，而不是事后補償。而現在規避風險最好的方式，就是“放開二胎”，這是富有遠見的社會賦權，因為權利保障幸福，自由促進發展。

　　“人口安全發展和家庭幸福發展應該成為社會主流的價值取向。至于生一個還是兩個以及什么時候生育，這是私權范圍內的事，個人、夫婦和家庭應有選擇的權力與自由，國家不應干涉。”他直言道。

　　作為年輕一代的人口學家，穆光宗認為：全面放開“二胎”是一種人性人文的回歸，相對符合“國情民意”，符合人們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人口觀。就像上世紀70年代末剛實行計劃生育時提出的那樣，“放開二胎”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回歸，正所謂“一個少了，三個多了，兩個正好”。

　　穆光宗表示：從歷史的觀點看，全面恢復二胎生育政策同時也是對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確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發展。調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相對短缺問題，但只能收到亡羊補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贊同及早調整生育政策、盡量擴充公民自主選擇權的觀點和做法。“其實，我并不是反對政府主導的計劃生育，只是覺得應該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權的方式予以實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長遠的考量。”穆光宗說，“迄今為止，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導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沒有在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

　　穆光宗強調，單純減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計劃經濟福利性分配體制的要求，卻與自由自主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悖。歷史經驗表明，單純的減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趨嚴重，代價和風險越來越大，導致了人口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得不償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經相當穩定而且開始向過低方向演進時，中國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轉向人口調控和人口優化，人口零負增長戰略要轉向人口均衡協調發展戰略。

　　“計劃生育政策遲早要調整的，只是個時間問題。但拖延太久，所積累的代價和風險就會更加巨大，而這些本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先避免的。”他說。

　　“逐步二胎”：人口發展的方向？

　　2007年7月，國家人口計生委新聞發言人于學軍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我們國家除了河南省以外，其他省區市的條例都規定：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兩個孩子。而這“不意味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改變”。

　　據介紹，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社會發展和人口發展非常不平衡。各地在發展的不同時期，人口問題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具體的生育政策由各地自行規定。

　　比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四川等省市實行的是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有19個省規定，在農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許再生一個孩子；海南、云南、青海、寧夏、新疆5省區的農村，實行的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在西藏等部分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允許生育兩個以上的孩子。還有6個省規定，在農村，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

　　“應該逐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但我不同意嚴格的‘一胎化’的做法。在不導致人口過大起伏的情況下，可以逐步過渡到‘二胎’，總的方向是允許生育二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杜鵬認為，“應盡可能使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們的生育意愿相結合。但目前立刻‘放開二胎’，也是不現實的。”

　　這一點，和我國人口學的創始人之一、著名的人口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的觀點極為相似。翟振武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應是“逐步實現二胎”，而不是全面“放開二胎”。

　　對于有專家認為是計劃生育導致“人口老齡化問題”，杜鵬并不認同。他說：“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多因素形成的過程，計劃生育在加速生育水平下降過程中起到了推動作用。解決人口老齡化相關的老齡問題最主要是靠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相應的社會政策，而不是僅僅靠多生育，我們不能回到‘養兒防老’的老路上去。”

　　同時，杜鵬認為，“今后要靠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社會政策來促進社會進步，而不是靠更加嚴格控制人口的辦法來提高各項經濟指標。靠這種減少分母的辦法提升經濟水平，實行更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會產生更大的社會代價，并不是一個好辦法。”

　　國家政策：“穩定低生育水平”

　　2009年1月15日，在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強調，今后一個時期人口發展的總體思路是“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促進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2002年9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

　　對此，于學軍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原因，決定了必須穩定現行的生育政策：一是“十一五”時期，我國正好面臨一個生育高峰；二是一些地方條例對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調，對二胎的生育條件有所放寬；三是任何生育政策大的調整，都可能會出現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穩、健康地發展。

　　李斌認為，生育率應該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及其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穩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現階段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務，必須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重要階段。

　　調整：時機尚不成熟？

　　有專家認為，應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人口結構，延遲“劉易斯拐點”(勞動力供應由過剩到短缺的轉折點)的到來。

　　“現在還沒有到了‘劉易斯拐點’這樣一個時期，并沒有出現類似于歐洲的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同時出現的現象。我們勞動力還在增長，而且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并出現了一定形式的過剩。即使勞動力數量開始下降，在短時間內也并不意味著勞動力出現短缺。”程恩富和杜鵬都持有相同的觀點。

　　據有關方面則算，按16歲乣64歲人口計算，2016年將達到9.9億人峰值，2050年為8.7億人，比2000年還多2800萬人，高于目前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因而，從人口結構特征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規模龐大，勞動力資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國勞動力素質不高，影響和制約了人力資源優勢的充分發揮。當前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達47.6%，一些地方出現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勞動力短缺。

　　因此，著力提高人口素質，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已成為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提高核心競爭力、確保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關鍵。

　　此外，有關專家認為，人口老齡化是我國人口轉型時期出現的重要現象，也是21世紀發達國家人口發展的趨勢。解決人口老齡化不能依靠多生育子女，而應依靠科技進步帶來的智能化水平提高所創造的高勞動生產率，來為家庭和社會養老積累財富。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認為，我國不僅不能放松現行生育政策，而且還要繼續把城鄉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對夫婦一個孩子”這一底線，即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過微觀上控制每個家庭的規模，宏觀上控制社會的人口數量，來促進家庭和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北京大學教授穆光宗指出，獨生子女家庭的“風險性”就在于“唯一性”。面臨不可預見的風險，很多家庭變得“不堪一擊”、十分脆弱。這就要求我們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時候，要盡量人性化，考慮到家庭的合理需求，盡可能把獨子生育的風險“最小化”。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杜鵬表示，今后要靠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社會政策來促進社會進步，而不是靠更加嚴格控制人口的辦法來提高各項經濟指標。靠這種減少分母的辦法提升經濟水平，實行更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會產生更大的社會代價。（記者  汪孝宗/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