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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這幾天開“兩會”，在人大分組討論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總裁董明珠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當面告狀，稱廣州市財政部門在番禺中心醫(yī)院項目的招標中惡意廢標，僅僅因為格力公司的標書中錯了一個字，就廢掉了該公司1700萬元的低價優(yōu)質標書，轉而接受另一家企業(yè)2100萬元的高價投標。董明珠表示，告這一狀的目的是“要給政府討回400萬元的差價損失”。

　　在汪洋當場公開回應董明珠的發(fā)言并主張去“告他”后，廣州市財政局高調澄清，稱廢標原因并非格力的標書只錯了一個字，而是因為它對招標文件中的“實質性響應”內容沒有回應，不符合中標條件。

　　面對如此咄咄逼人的突發(fā)當面告狀，汪洋主張格力電器去“告他”，看似同情和支持董明珠，實則是將問題引入了法治的軌道，他還補充說，“過問此事不等于格力就會贏”，說明他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警惕。

　　但我們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領導人都像汪洋這樣冷靜。如果是一個好大喜功、愛好作秀的“人治型”領導，面對這種當面告狀，他就可能聽信一面之辭，當場“怒斥”告狀對象，并通過媒體無限放大和定性。這樣的后果是，領導的所謂親民和決策效率得到了充分表演，但事實真相卻不了了之，甚至將錯就錯。

　　由此我想到了一個問題——作為人大代表和企業(yè)主的雙重身份，董明珠在這次人大會上告狀，是不是完全合適？

　　從法律的現(xiàn)有規(guī)定看，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的各種發(fā)言不受法律追究。但這不等于他的話就一定是合適的，這里涉及一個政治倫理的問題。

　　根據(jù)中國的政體制度安排，中國的人大代表職務與西方的議會制度有著重大區(qū)別——前者充當公眾的代表，并為公眾服務，而后者則是各利益群體的代言人。如此，從政治倫理的角度來看，人大代表作為公共決策的重要參與人，他的履行職務行為，必須至少滿足三個方面的倫理要求：公益性、公正性和誠實性。公益性要求人大代表在履職期間必須將公共利益作為唯一的和最高的標準；公正性要求人大代表公道正直，自覺避開私利，盡可能避免自己的履職行為陷入私利的陰影之中；誠實性則要求人大代表的履職行為，應當重調研，重事實，避免偏聽偏信，尤其要避免故意混淆事實和搬弄是非。

　　以此標準來分析董明珠女士的告狀就會發(fā)現(xiàn)：她利用了公共決策的平臺來追求自己所在企業(yè)的私利，不管真相如何，這種行為都有利用職務之便謀私的嫌疑，有違公益性和公正性的倫理準則；她以所謂“要給政府討回400萬元的差價損失”的理由來替自己企業(yè)說話，違背了誠實性準則。

　　在現(xiàn)實生活中，隨著有企業(yè)家身份的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的不斷增多，類似董明珠這樣，借人代會的發(fā)言機會為自己企業(yè)說話的現(xiàn)象也日益增多。不僅企業(yè)家如此，一些官員也紛紛加入這個潮流，比如，每年的全國“兩會”期間，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就借小組討論之機，紛紛要求國務院有關部委批準他所在的地方政府的項目計劃，以至于全國人大會議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部委集中辦公會議。

　　之所以如此，除了自身利益的驅動之外，還和以下幾個原因密不可分：一是我國的不少人大代表還未在內心樹立“代表為人民”的公益性政治倫理準則；二是我國各級人代會的會議安排不盡合理，人大代表發(fā)言機會很少，辯論機制更是缺乏，他們除了顧及自身利益，無暇關心國家大事和公共利益；三是選民對代表的監(jiān)督機制以及代表與選民的聯(lián)系機制幾近虛設，選民無法監(jiān)督代表，代表難以真正了解民意，導致人民代表最終很可能就是代表自己。

　　有鑒于此，我們需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政治倫理的高度約束代表的履職行為，同時明確規(guī)定利益回避制度，促使人大代表的履職從追求私利轉向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陳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