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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2月15日電 日本《中文導報》發表《華人離國會議事堂還有多遠》的文章稱，何時能像在日朝、韓裔那樣，產生華人自己的國會議員？應該說，這既是愿景，也是現實課題。

    文章如下：

    去年底，在東京都被稱為“中國城”的池袋，舉行了“華人參政支持協會”第一次研究會。該協會成立于去年9月，成員多為已取得日本國籍的華裔或已在日本獲得永住權的“新華僑”，旨在向國會輸送華人政治家，滲透日本政界。首次會議釋放出的最主要信息是，“哪怕花十年，甚至二十年，一定要把我們的代表送進國會議事堂”。如此強烈的參政訴求，微妙地折射了在日華人社會結構及心態的變化。

　　日本的華人社會，歷史悠久，構成復雜，大體上可分為“老華僑”和“新華僑”兩部分。前者(老華僑)多為戰前就在日本居住、生活的中國大陸人或臺灣人。早期定居日本的年長者，一方面由于歷史、文化等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日方的法律壁壘，對入籍問題比較慎重，多為終生持中國護照的旅日僑民。到今天，第三代、第四代華僑對國籍問題的認識已高度靈活，歸化日籍不在話下。后者(新華僑)指80年代以降，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來日留學后選擇在日就職、定居者。據2008年底統計，在日外國人約有220萬人，其中三成為中國人，三年前已超過朝鮮、韓國裔，按國籍統計為最多。而在日中國人中，新華僑約為老華僑的1.5倍。其中，歸化日籍者達11萬人，尚居朝、韓的32萬人之后。

　　大致說來，老華僑教育水平不高，多從事傳統的裁縫、理發和料理業(所謂“三把刀”)，居住也多集中在橫濱、神戶、長崎這三個港口城市(因而有“三都物語”之稱)。但華人憑手藝吃飯，胼手胝足，艱苦創業，且鄉土意識濃厚，互助提攜，多在一代人的時間便勤勞致富。因此，與歐美城市的唐人街不同，日本的中華街富麗堂皇，寺廟香火繁盛，治安良好，一向是日本社會的異文化櫥窗。其中，也不乏有大成而躋身主流社會者，如著名職業棒球教練王貞治被視為日本的國民英雄，陳舜臣則是堪與司馬遼太郎比肩的“大河”歷史小說家。老一代在日華人憑自己的智能和雙手，在貢獻于日本經濟大國化的同時，也創造了獨特的富于魅力的中華文化，中華街成為吸引無數本土觀光客的美食、購物天堂。但一般來說，老華僑的政治訴求并不強烈，加之日本社會無處不在的排外性，很多人身上甚至有種“去政治化”的傾向。

　　相比之下，新華僑一代要“外向”得多。這代人在日本受過良好的教育，高學歷，又肯吃苦，從職業選擇上早已跳出老一代的窠臼，全面進軍IT、金融、學術研究等新銳領域，在大企業和名牌大學嶄露頭角，英姿勃發地活躍于國際舞臺，可以說老一輩華人已難望其項背。而伴隨著代際的轉換，新華僑中的精英份子開始把視線投向政界實屬大勢所趨。畢竟，其中不少人的日常工作、研究對象就是政治。而客觀上，盡管新華僑中已不乏大學教授、上市公司CEO和芥川獎得主的小說家，但政治，目前還是“真空”地帶。日本唯一的華裔國會議員蓮舫(女，民主黨眾院議員)，實際是中日混血、在日本長大的日人(其父為臺灣人)。何時能像在日朝、韓裔那樣，產生華人自己的國會議員？應該說，這既是愿景，也是現實課題。

　　隨著金融危機的擴大，日本經濟蕭條加速，并有持續化的危險。相形之下，中國經濟差強人意的表現，其能量已開始呈現“越境效應”，拉動了兩國企業的并購潮。去年下半年，以零售業巨頭蘇寧電器攜手在日華人企業日本觀光免稅，并購了日本老字號家電連鎖商Laox為開端，IT服務業老大神州數碼集團，通過業務和資本合作的方式，成為日本IT軟件服務企業株式會社SJI的最大股東；年底，又傳來汽車零部件制造商寧波韻升收購未上市的日本汽車零部件廠商日興電機工業株式會社的消息。可以想象，這一波并購潮還會持續一段時間。而隨著中國和在日華人企業在日本經濟中的雪球越滾越大，必然要尋求政治上的保護與代言是不言而喻的。

　　作為所謂“單一民族”國家，日本在外國人參政權問題上始終過于保守，其開放程度不僅無法與美歐等國家相比，甚至不如同為東亞地區民主國家的韓國。自民黨執政時期，這方面幾乎不存在任何空間。1990年，曾發生過圍繞大阪的在日韓國人(特別永住者)團體要求大阪市各選舉委員會將他們的名字在選舉名單上登記問題的訴訟，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結果，高法仍維持了大阪地方法院關于“國民主權”(即參政權源于國民主權，其享有主體限于憲法上擁有日本國籍的國民)的司法解釋，駁回了原告的上訴。此判例左右了其后在類似問題上的法律判斷和解釋。直到去年，狀況才有所松動。

　　民主黨，一向被視為外國人參政權的“推進派”，黨代表鳩山由紀夫在此問題上態度尤其積極。去年眾院大選前夕，他甚至表態說“日本列島不僅僅是日本人的所有物”，引發了網絡右翼們的口水杯葛。但在該問題上如此“向前看”的執政黨黨魁，入主首相府之后，是否便會對外國人參政大開綠燈呢？問題并非如此簡單。

　　最大的阻力來自輿論。去年11月底，在東京澀谷召開的反對外國人參政權法制化的街頭集會上，在日中國人成了眾矢之的。惟恐參政訴求會加劇民族主義的情緒對立，一些從戰前開始就定居日本的老華僑二代明顯退回守勢，轉而責備年輕一代太性急，有可能損害華僑、華人在日本的僑居環境。

　　華人參政權問題，雖然不是一個特別吃緊的課題，但隨著中資對日投資比重的增加和新一代在日華人在東洋社會的日益主流化，該課題既已被提上日程，肯定不會漸行漸遠或中途退場。無論有無成果或成果的大小，對問題的檢討本身，哪怕是務虛性的，也會促進日本國民的開放意識，客觀上有利于高齡少子化的日本在21世紀長遠發展的國家利益。（劉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