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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2月9日電 《香港商報》9日刊出署名文章《人民幣國際化可借鑒韓國》。文章說，為了配合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化勢在必行，現時只是時間上的問題罷了。在東亞經濟體中作為先驅者，韓元的選擇與人民幣類似，為中國提供了不少具參考價值的經驗。

　　文章摘編如下：

　　國際金融學有著名的“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 Trinity)，即任何一個經濟體不能同時擁有以下三項政策：資本的自由進出、匯率的穩定，以及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

　　中國本身是一個龐大的開放經濟體，利率政策的自主對宏觀經濟的調節舉足輕重，因此必須牢牢把握，所以余下的便是在“穩定的匯率”和“資本的自由度”上考慮。然而，為了配合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化勢在必行，現時只是時間上的問題罷了。

　　在東亞經濟體中作為先驅者，韓元的選擇與人民幣類似，從20世紀80年代便開始積極籌劃，走到今天，韓國在資本帳的開放上，為中國提供了不少具參考價值的經驗。

　　　　增加透明度與信心

　　韓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可謂步步為營，其可貴之處在于一直有清晰、透明的階段性安排。韓國在1981年頒布了《資本市場國際化計劃》，之后屢次修訂。在1997年金融危機后，完全開放政府債券市場，到了2000年底，基本開放所有資本項目交易，并于2007年如期完成第一階段的外匯自由化計劃。此外，韓國還特別設立“通脹目標制”，顯示了政府對穩定金融市場、創造良好投資環境的允諾和承擔。

　　綜合來說，具透明度和可預測性的安排，增強了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配合逐步放寬的投資限制，相關的投資活動大量增加，從而達到深化和完善金融市場的目的，促使韓國的股票、債券市場資本化，從2003年開始呈現大幅度增長。

　　　　加強監管衍生工具

　　韓國在金融海嘯中成為最受傷害的亞洲經濟體之一，暴露的問題是短期外債債臺高筑。在2008年年底，按剩余期限計算的韓國短期外債總額為1940億美元，相比其外匯儲備的2000億美元來說，算是亞洲經濟中償債能力比最差的一個。

　　然而，這些從2006年開始快速增長的短期外債，有一大部分是衍生工具的使用造成的。譬如當韓國出口商家為對沖未來收益的匯率風險而賣出遠期外匯合同時，作為這些合同購買者的國內銀行又會使用貨幣掉期合同購進外匯，這些掉期合同的對家，往往是尋求套利機會而買入韓國國債的外國銀行。根據韓國中央銀行的數據，在外債增加最快的2006、2007年間，最多的資本流入來自在韓國獲得利息稅豁免的法國和愛爾蘭。

　　此外，當韓國政府鼓勵進行國外直接投資而放寬限制時，投資者為抵御匯率風險同樣使用貨幣掉期合同，間接也使境外借貸增加。因而，政策本意在鼓勵資本的流出，反而招致資本流入，事與愿違。由此可見，衍生工具可加重市場的不可預見性，在資本市場開放初期，尤其需要多方位而審慎的考慮，在金融穩定的前提下，監管力度寧可多不可少。

　　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韓國股票市場以及韓元幣值都大幅度下跌，表明有相當數量的資本外逃，這在金融危機爆發時尤為明顯。一方面，這體現金融市場流通性高，但另一方面，韓元幣值大幅波動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影響進出口，從而阻礙整體經濟發展。針對短期問題，韓國政府為緩和波動在2007、2008年都采取措施干預外匯掉期市場；同時，為保證外匯資金充足，又分別與美國、日本和中國達成一系列貨幣互換協議。不過，這些終非長久之計。

　　　　避免受外匯市場波動影響

　　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也很高，當資本市場開放后，人民幣匯率極易受到攻擊。因而，在開放資本市場前，如何加速提升內在的依存力和對市場的反應速度，顯得格外緊迫。

　　另外，要小心流入資本的組成，應注重增加外商直接投資的渠道，盡量避免資金大規模進入流動性強的金融市場，因為這些熱錢對宏觀因素改變的敏感度很高，容易造成大量的資金外流，沉重打擊資產市場，影響深遠。

　　人民幣國際化現在還是個概念，可指引的是方向，而不能作積極的事實描述。也許是金融危機的爆發，把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暴露于公眾的視線當中，當下大量的外來資金因揣測人民幣升值而流入中國，相當大部分的資金恐怕不是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投放在資產市場，然后再演變成通脹和資產泡沫，狀況與貨幣國際化條件中的“開放資本市場”背道而馳。

　　根據“三元悖論”，人民幣向前邁進的下一步須放開資本市場，借鑒類似處境的韓國。應審慎并提供透明度和衍生市場的監管，以及盡快有效地提升內需。(曹昶、蘇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