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3日電 香港《鳳凰周刊》刊文說,智庫被譽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中國智庫發(fā)育發(fā)展令人憂忡忡。求“錢”若渴成就了境外投資者巨大影響力。做強“軟實力”的“硬道理”,就是中國智庫資金不能將外資作為仰賴重點,否則有變成他國“軟實力”的危險。
文章摘錄如下:
由于智庫對內政、經濟、外交、軍事等領域的研究報告,會對各國的輿論及國策制定產生重要的影響力和推動力,所以,智庫一直以來都被譽為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中國智庫的發(fā)育和發(fā)展狀況,卻令人憂忡忡。
據2009年第4期的《瞭望》周刊披露:國內數以千計的官方、半官方及民間智庫都陷入經費困難的窘境,在此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會與在華跨國公司紛紛進入中國智庫運行體系。據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披露,某中央級政策研究機構主管的基金會和某部門級外交政策研究機構,將近50%的資金來自外資;而另一家半官方研究機構,來自主管單位的經費只占2%,委托課題費用占27%,而一家美國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國跨國企業(yè)的資助共占63%。
中國智庫的這種求“錢”若渴,成就了境外投資者的巨大影響力。以著名的美國福特基金會為例,其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20年間共花費約4億美元,卻收獲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在華政策影響力與社會影響力。這從福特基金會2008年3月舉辦的歡送在華工作9年的首席代表華安德招待會上,受過資助的部分受邀人身份上可窺一斑——大約400多名受邀人中,絕大部分來自中國重要部門,也有科研、教學和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層次之高、范圍之廣,令人吃驚。
吃驚的同時,更令人深思:我們做強“軟實力”中的“硬道理”究竟是什么?
中國智庫大量受益于境外資金,難免容易讓人對其研究成果的獨立性和客觀性產生不同程度的質疑。俗語說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軟;端誰家碗,服誰家管。在這種狀態(tài)下,人非圣賢,欲獨善其身非不能也,實難為也。而境外勢力對中國政策與法律的影響與操縱,又早已盡人皆知。2008年9月曝光的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涉嫌受賄案,就是境外力量以行賄手段影響中國立法的典型案例。其影響所及,涉及中國多部法律法規(guī)的制定與修改,尤其是2003年推出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yè)暫行規(guī)定》,為境外投資者蠶食鯨吞民族產業(yè)打開了方便之門。
中國智庫領域亦非象牙塔,學術研究、學術標準之下隱含著政治和經濟利益也并非不可能。境外勢力既可以行賄手段影響立法、執(zhí)法,為什么不可以憑借出資方式影響智庫機構的研究成果,進而影響國家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從而實現在產業(yè)源頭上的某種操控呢?可見,“軟實力”中的第一個“硬道理”,就是中國的智庫資金來源不能將外資作為仰賴重點,否則,中國的“軟實力”就有變成他國“軟實力”的危險。
其次,放到這個高度來強化,也不意味著我們希望政府對智庫實行“包養(yǎng)”,完全不是。因為中國智庫的“底氣不足”不是資金一項就能解決的,即使政府全面出資,依然會做不強——這是問題最重要的一面。讓中國智庫捉襟見肘的主要原因是:官方、半官方智庫受制于體制,民間智庫受限于生存生長的合法性,雙方共同囿于資金和政府對信息資源的壟斷,加上傳統(tǒng)的“官本位”決定了權力對智囊的態(tài)度,既不會太尊重,也不會太依賴,等等,都導致了中國智庫在境外資金和學術機構面前的“氣短”。
蘭德公司之所以成為美國政府的重要智囊,和它能夠及時獲取軍方真實的信息和精確的專業(yè)數據有一定關系。而中國智庫的研究成員,無論官方民間,即使是國內某個領域的專家學者,恐怕也難以掌握到或掌握全本專業(yè)的最新信息。土壤貧瘠勢必莊稼稀薄,中國要想與時俱進,真正契合信息時代的科學管理,政府就要正視智庫在國家“軟實力”中的獨特價值,拿出提振的具體措施來。
辦法很簡單,只需給其發(fā)育、生長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即可,給予各種智庫以名正言順的待遇,進一步開放公共信息,減少壓力對專業(yè)研究的影響,營造適合學術研究、尊重學術成果的氛圍,然后放開讓各種智庫找到發(fā)育生長的門路和資金渠道,以扶植其自然成長。至于經費問題,環(huán)境放開了,問題是不難解決的。除官方智庫應以政府經費為主外,半官方、民間智庫不能任由外來資金獨大,要做到政府、民間、外資多種投資并存,并通過各種智庫之間的充分競爭,提高中國智庫的“產出”水平和“產品”質量,以避免政府決策與社會輿情為單一觀點所壟斷或蠱惑。只有這樣,中國智庫才能真正強壯起來。
所以說,培育“先發(fā)芽,后成長”的環(huán)境是做強中國智庫的根本,也是中國發(fā)展“軟實力”的另一個重要的“硬道理”。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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