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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1月13日電 香港《文匯報》13日刊文認為，中美站在一個新時代的端口。30多年前，雙邊關系改善的動力主要源自對各自安全的關切。今天，兩國考慮越來越多的是雙邊及全球和區域問題，合作的全球意義越來越彰顯。在國際體系面臨轉型期，全球諸多事務的治理越來越難缺少中美間的共同聲音和身影。要做到兩國有效合作，一方面中國需進一步國際化，另一方面，美國也需更深入的思維轉變。

　　文章摘錄如下：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雙方共同發表聯合宣言，中美和解的門打開了。但由于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差異懸殊，導致兩國關系在取得初步突破后又停頓下來，在福特時期甚至出現某種程度的倒退。

　　直到卡特上臺后，在同樣信奉權力政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幫助下，才“決心一下”，接受了中國的“建交三原則”，與臺灣“斷交”、廢約、撤軍。

　　整個冷戰后期，著眼于蘇聯這個共同安全的威脅，雙方關系一直比較穩固。在里根政府第一任內，盡管兩國因臺灣問題不時出現爭吵，但華府還是將中國視為“友好的非盟國”，政策分析人士甚至在探討中美是否應建立一種“盟友”關系。

　　兩種思維的搖擺

　　冷戰結束，使中美關系受到巨大沖擊。一方面，中美合作的戰略基礎消失。另一方面，華盛頓對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和國際地位的穩步提升憂心忡忡。與艾森豪威爾威爾政府時期對“紅色威脅”的恐懼形成對照，美國開始擴散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對華政策再次像20世紀50年代那樣，成為美國國內激烈辯論的焦點問題。“美國尚不能確定中國是美國的‘戰略伙伴’，還是美國未來要對付的‘戰略對手’”，因此，美國在“接觸”與“遏制”兩條路線間徘徊往復，猶豫不決。

　　“遏制論”認為，隨著資源和能力的增長，中國必然會成為一個挑戰美國支配地位的修正主義國家；而這一變化的實現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國的利益，特別是其在亞洲的利益為代價的。美國必須采取遏制措施，防止或延緩中國有能力成功挑戰美國。而“接觸論”則認為，中國未必一定會挑戰美國的霸權，遏制中國，與其為敵，只會促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即使美國可以擊敗中國的挑戰，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更重要的是，華盛頓可以通過接觸政策，促成中國朝自己樂見的方向變化。

　　這種搖擺不定在老布什政府、克林頓政府及小布什政府時期均有體現，而小布什在上臺之初及至“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后對華政策的巨大變化，更將這種心理以夸張的形式表達得淋漓盡致。

　　合作謀取共贏

　　2005年9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講。在這篇題為《中國何去何從：從成員到責任》的專題演講中，佐利克強調了“接觸”的必要。他認為，今天的中國絕非上世紀40年代后期的蘇聯，尋求與中國的廣泛合作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

　　也正是在這篇演講中，他明確指出：美國的未來對華政策，已不僅僅是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問題，而是要“促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stakeholder)”，以共同維護和加強現存的國際體系。

　　作為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人物，佐利克的演講一定程度反映布什政府乃至華盛頓精英人士對華思維的重要轉向，也就是更加務實、平和地看待中國崛起。這顯示出，一方面中美關系目前還很難擺脫國內政治困擾，特別是新總統上臺后的政策震蕩；另一方面，隨著兩國聯系日益密切特別是雙邊對話的有效開展，美國國內冷戰初期對華那種“沸騰的焦慮情緒”也在逐漸趨于平息。

　　當然，對華思維的轉向也和中國內外政策的變化密切相關，美中兩國都在相互建構一種更加務實、理性的合作理念。

　　中美站在一個新時代的端口。30多年前，雙邊關系改善的動力主要源自兩國對各自安全的關切。今天，安全問題在兩國議事日程當中的重要性大為降低，兩國考慮越來越多的是雙邊經濟、文化、社會事務及全球和區域問題，兩國合作的全球意義越來越彰顯。

　　彼得森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的“G2”概念盡管嚴重夸大了中國的實力與地位，但它也反映出了兩國利益交合的復雜和全面合作的必要。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還是解決氣候變化，無論是推動多哈回合談判還是敦促朝鮮最終棄核，在國際體系面臨轉型的混亂時期，全球諸多事務的治理越來越難以缺少中美之間的共同聲音和身影。要做到兩國的有效合作，一方面中國需要進一步國際化，另一方面，華府內部也需要更深入的思維轉變。(李因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