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者”,在山西省忻州已漸漸成為城鄉無業青年的一種“職業”。這里已經出現了忻府區合索、曹張鄉的令狐莊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當地聞名的“記者村”。這些“記者”的目的只有一個,利用煤礦詐錢。
一炮轟出兩“記者”
今年2月18日,山西省原平縣長梁溝鎮炸毀“黑口子”的一聲炮響,旁邊的大三溝礦死了人。令人吃驚的是,在死傷者中,不少是“記者”。
據偵辦此案的一位民警透露,被炸的“黑口子”,礦主叫薛小峰,是原平大牛店鎮神山二村人,曾在《山西市場×報》忻州記者站工作過,后仍以“記者”身份活動,現已在逃。而大三溝“黑口子”盜采者5死3傷,其中亦有人擁有記者身份。
在太原市中心醫院內科病房里,記者見到了另一名“記者”王貴元。他是大三溝“黑口子”老板的哥哥,也是事故中的受傷者之一。王一聽我們是來采訪的,第一句話是“咱們是同行,我是中央電視臺數字電視的”。而他的一張名片,顯示其為《山西日報-能源周刊》編輯部、記群部主編助理。
談到“采訪業務”,王貴元搖頭慨嘆:“現在的少數記者不自重,到了礦上三百也收,五百也收,壞了行情!
“記者”的致富之道
盡管假記者的“業務”和真記者一樣,涉及幾乎所有領域,但最集中的領域仍然非常明顯,那就是“礦上”和“路上”。假記者群體活動主要場所或涉路、或涉礦,其活動地點,通常是“黑口子”、運煤公路各大煤檢站、超限站和交警隊執勤點。
以山西產煤大市忻州為例,假記者最經典的“采訪路線”,是“跑寧武、長梁溝”和“云霧峪”——前者是無證煤礦最集中的區域,后者則是108國道山西煤焦出省檢查站所在地。
敲詐的通常情況是,一行兩三個“記者”來到礦上,指出老板在“違法生產”,并出示“證件”,對違法行為予以“痛斥”。老板要先訴苦,然后約過領頭的人,給“車馬費”予以打發。
給多少錢、怎么給則是一件頗費斟酌的事:給得少了不行,打發不走;給得多了也不行,會有更多“同行”馬上聞風而來。給得爽快,來的人會更多,而磨纏太長不行,有的“記者”會掉頭就走,直奔政府,政府再責令黑老板處理,錢會花得更多。至于“車馬費”的普遍水平,原本大致在1000元左右,但隨著“記者”的增加,眼下已如病床上的王貴元所慨嘆的,跌落到三五百元左右。
有時候,敲詐往往針對的是一家煤礦,掏錢的卻是當地一片黑礦,這被稱為“同行互保”。在黑礦聚集的地區,有時會來一兩個真記者,或是能發稿的假記者,他們采訪后會形成文字,并以“引而不發”的策略嚇唬當地基層政府官員;鶎诱疄椴槐黄毓,常常會嚴令被“逮住”的礦不惜一切代價擺平事件,否則整個地區都會有被集體停產的“連坐”之憂。這時,一種“合作互!钡姆绞骄统霈F了:被逮住的礦出大部分,周圍所有黑礦都給它贊助“擺平費”,力爭讓這一個礦順利解決,不殃及池魚。
后來,一些被敲過的“黑口子”老板,逐漸也想方設法弄到“記者”身份。因為他們發現,記者身份除了可以敲詐,也可以起到保護作用。在長梁溝鎮,一個鎮干部就叫苦,“韓家溝的煤礦是記者開的,誰敢惹”。
無業青年紛紛當“記者”
“當記者”,在忻州已漸漸成為城鄉無業青年的一種“職業”。這里已經出現了忻府區合索、曹張鄉的令狐莊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當地聞名的“記者村”。
忻府區南合索村的“記者”在當地被戲稱為“花圈幫”,這是因為其中心人物十多年前做花圈為生,后來當了“記者”,印的名片叫作“中國法律權益保護新聞調查中心《法制信息視點》編輯部編委會委員、處級調研員”,要“為黨和國家高層領導提供最新最準最實用的決策信息”。
這位當地有名的“記者”曾在忻州做過一個著名的“采訪”,在當地廣為流傳:一天,閻某帶著老婆去一個交警隊“采訪”,發現一女交警穿著拖鞋來辦公室,馬上大喝一聲:這還像執法機關嗎?看看你什么形象!還穿拖鞋上班!
而在曹張鄉的“記者村”令狐莊,則以一批薛姓“記者”聞名。他們中的許多,原來本是牛販子,在2001年左右忻州假奶牛事件被曝光牛生意式微后,改行做了“記者”。
神山村的村民多姓賈,大家見面都以“賈(假)記者”稱呼調侃。他們中的許多本是干煤炭運輸的,熟悉黑煤礦和煤卡子中的一切奧秘,敲詐自是幾乎百發百中。
假記者收益遠大于風險
一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化部門工作人員私下分析道:從風險和收益的角度來衡量,當假記者收益遠遠大于其風險。他們本身就是農村閑散人員或城鎮無業者,就是被抓獲被拘留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況被抓極其偶然。而每天尋找他們本來就很熟悉的身邊有權有錢者的毛病,進行敲詐,則是輕車熟路的生財之道。這些人喜歡冒充記者,是因為記者既有一定的社會稽查的軟權力,又不屬“國家工作人員”,不會犯“冒充國家工作人員”的罪名。
在忻州,假記者是有“山頭”、傳承和族系的。一撥經常在一起的假記者,基本都會有一個核心人物。不同幫之間通常不會爭地盤,有時還會親密協作——一個黑口子,你去過了,我還可以去。(據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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