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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員被問責是依據何規何矩？被追究責任的官員能不能重新異地做官？“問題官員”辭職是否可能導致其逃避法律責任？昨日，全國政協委員潘復生向記者列舉了當前行政問責的“異象”，并呼吁加快制定《國家行政問責法》，推行“異體問責”，健全問責制度，實現由“權力問責”到“制度問責”的轉變。

　　潘復生說，目前，官員問責大多還是局限于行政部門內部的上下級之間，屬內部問責，即同體問責。在具體問責方式上，也大多是“行政問責”，還遠沒有達到“政治問責”的高度。表現在實踐中，就是行政機關充當了問責主體。

　　在已有的問責案例中，問責對象大多還局限于重大事故或災難中失職的官員。而對于一些官員盲目決策造成巨大損失，以及有關部門在選人用人方面的失誤失察，問責尚少。特別是目前，一些由各部門“齊抓共管”、“集體決策”的事情，個人責任的判定就更加困難，甚至出現“集體負責”就是無責的情況。

　　潘復生認為，當前，我國對官員問責的內容和范圍界定并不清晰，使得官員問責的效果大打折扣。

　　例如，在每一部門和每一官員不能明確自己的權責、也無法通過恪盡職守避免失誤發生的情況下，僅為“以平民憤、暫避風頭”而去問責，甚或將推行問責制僅作為有利于宣傳和提升政府形象的舉措，難以令官令民心服口服，而且還會讓官員們無所適從，甚至可能淪為選擇性懲罰以防止責任范圍擴大，從而掩蓋更大責任。表面上可能問出了一個大快民心的“責任”，但最終仍然“問”得一頭霧水。

　　潘復生認為，不公開、缺乏透明度的問責，往往會留下制度外操作的空間，出現所謂的“偽問責”。這種監督的缺失，當前主要表現為：問責過程中的監督不到位，對問責的質量和公正性構成挑戰；問責后的監督缺失，包括問責效果如何，公眾有何反應，受問責官員的處理和具體安排等，還處于一種“真空”狀態。

　　潘復生說，官員問責涉及不少高官，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們還是對國家的事業做出了不少貢獻的，問責對于他們而言，是否就是“永不使用”？還是可以“將功補過”？同時在一些問責事件中，涉及官員種類差異很大，有時為了平民憤，追求迅速處理，難免會出現考慮不周的情況，這就很難保證每次問責都是公正的。

　　針對行政問責出現的問題，潘復生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大多問責都是“權力問責”而非“制度問責”，這也使得“問責”彈性較大。

　　他認為，應當創造環境和條件，強化“異體問責”，即系統外部對內部成員的問責，主要包括人大、檢察院、法院對同級的政府及相關官員的問責，人大對檢察院、法院的問責等，但核心是以人大為代表的民意機關的問責。(記者 戴娟 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