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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河南省新鄉市小冀鎮西街村村民茹某，因為弟弟修房時多占了幾公分兩家共有的風道，將弟弟告上法庭。經法院多次調解不成后，法院判決弟弟拆除多占風道上的圍墻，但弟弟拒不執行判決。后來，哥哥申請強制執行，但拆除圍墻會影響弟弟的房屋，法院作了幾次調解還是不行。花錢打官司打了幾年，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兩家矛盾越來越深，兩兄弟還因此動手打了幾架。事情就這樣一直持續到茹某去世，雙方矛盾仍然沒有解決。

　　像這樣法院判決之后“案了事未了”，甚至“一場官司十年仇”的事情在新鄉不止一起，在河南、乃至全國也是普遍存在。由此可見，司法判決似乎不是化解此類糾紛的最佳途徑。

　　那么，有沒有辦法能讓此類糾紛既得到妥善解決，又不讓雙方因此結怨呢？

　　從2009年4月起，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全省范圍內開始建立“社會法庭”，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解決這類“案了事未了”的事件。

　　還拿新鄉這對兄弟的事兒來說。按照當地風俗，茹某身故，弟弟的子女應該守靈盡孝，如果不去，則意味著兩家斷孝斷親。但是因為之前的糾紛，弟弟揚言其子女絕不守靈。

　　這時，“社會法庭”的“社會法官”段德旺來了。老段今年71歲，退休前是縣電業局的局長，和茹某同村，在村里德高望重。他先到弟弟家，苦口婆心說服弟弟。然后又來到哥哥家，勸說茹某的兒子與叔叔和好，并動員其以小輩兒的身份先去向叔叔磕個頭，表明姿態。在老段的耐心說服下，茹某的兒子來到了叔叔家，開口叫了一聲叔，并跪地磕了一個頭。當叔的急忙扶起侄子，當面向“社會法官”老段表示，兩家怨仇一筆勾銷，今后親如一家，自己不會再多占風道。

　　就像這個案件一樣，請當地德高望重的人士當“法官”，老百姓不上公堂，不交訴訟費，不走繁瑣的程序，在“社會法官”的主持下，通過平等協商的辦法解決民事糾紛的特殊的“法庭”，就是河南法院系統正在全省推廣的“社會法庭”。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助理王韶華稱，從2009年4月開始到2010年1月5日，河南已經建立這樣的“社會法庭”1897個，選任“社會法官”16120名,成功調處各類糾紛15426件，當事人無一反悔。

　　為“三叔”、“二舅”這些民間力量搭建平臺，彌補司法之不足

　　“社會法庭”剛一出現，社會上就提出了質疑：“法院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兒就行了，搞什么‘社會法庭’？當前審判任務這么重，哪有時間和精力去指導‘社會法庭’？‘社會法庭’是不是一時之需、權宜之計？”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說，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凸顯，法院受案數量出現“井噴式”上漲，法院實際上已經從解決糾紛的“最后一道防線”變成了最前沿。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量案件積壓，案件超審限、案結事不了、涉訴上訪等問題突出，嚴重困擾著法院工作。

　　同時，河南省是個農業大省，農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0%以上。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自立性、自主性大大增強，相互之間的利益沖突日益增多。而司法固有的程式化、規范化、對抗性的特點，導致司法機關在處理糾紛上效率低、成本高、親和性差，群眾不適應、不滿意、不認可。尤其是廣大鄉村的鄰里糾紛、宅基地糾紛、贍養糾紛、婚姻家庭矛盾等，更需要一種平和、簡便、快捷、低成本的方式來解決，而這些都是司法手段難以達到的。可以說，大量涉訴信訪事件的產生，就是司法局限性的最直接反映。

　　張立勇說：“這些問題和現狀，迫使我們不僅要在體制內進行改變，更要從體制外著眼，從源頭上尋求疏導社會矛盾、減輕訴訟壓力的新渠道。所以我們要跳出法院之外，從社會上、從廣大人民群眾中尋求解決民事糾紛的新力量，以彌補司法之不足，探索并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

　　“同時，在廣大農村，確實有一大批德高望重、群眾信服、樂于奉獻的‘三叔’和‘二舅’，他們熟悉當地習俗，了解各種關系，有更多的智慧和辦法處理形形色色的矛盾糾紛。比起到法院花錢打官司最后結怨，群眾更喜歡通過‘三叔’和‘二舅’的免費調解來化解糾紛。我們就是要通過‘社會法庭’，把這些寶貴的社會力量集中、動員和利用起來，用民間的力量來解決社會糾紛，幫助法院開展工作。”

　　在這樣的背景下，自2009年4月起，河南省高院首先在鄭州、新鄉、許昌等地的10個鄉鎮試點成立“社會法庭”。糾紛經“社會法庭”調解達成協議后，人民法院會對協議予以確認，“社會法庭”的調解書便具有了強制執行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