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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日，在北京打工的高志強向老板討要70元工錢，被包工頭叫來的人追著捅了一刀，右側腎臟主要血管破裂，腎臟被切除。(1月13日《檢察日報》)

　　70元和1個腎，簡單而冰冷的數字背后，隱藏著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故事。

　　包工頭缺的不是70元，缺的是最基本的良知；高志強缺的不是勇氣，缺的很可能就是能維持幾天溫飽的70元。正是這種強烈的社會反差，道出了階層斷裂和勞資力量懸殊的現實。有人為了討薪跳樓、跳橋、跳河；有人為了討薪喝藥、上吊；有人為了討薪自殘、自殺；但高志強為了討薪竟然被追殺，差點被要了性命。討薪討到這個分上，與其說是悲哀，倒不如說是絕望。

　　討薪難，到底難在哪？難在法律的嚴肅性沒有得到尊重。付勞獲酬，是勞動法中的明確規定，同時也是處理勞資關系最基本的底線。無論用工單位有何種理由，都應該對此堅持和尊重。難在勞動部門欠缺監管，沒有加強對企業的資質審查和監管層層轉包的行為，沒有從包工頭的資金源頭上保障民工工資的發放，比如廣州就規定開工前先設“工資保證金”賬戶，惡意欠薪企業列入招投標黑名單等等。

　　有人或許會說，民工的維權意識太薄弱了，為了討薪選擇極端行為太傻了。然而，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民工的維權意識薄弱，而在于相關部門的監管薄弱。我們毫不懷疑國家對農民工討薪問題的重視，但是法律規定是一回事，執法力則是另一回事。當執法力度不夠時，所有法律條文都只能是一紙空文，于是，無良之人便可乘虛而入。□ 葉擴(廣州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