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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總量年增8%，垃圾處理設施超負荷運行，垃圾填埋量相當于每年占掉500畝土地，北京正面臨日益嚴峻的垃圾危機——　　

　　日產垃圾1.84萬噸，但垃圾設施總設計日處理能力為1.04噸，實際日處理量只有1.74萬噸，設施超負荷率達67%，現有垃圾處理設施長期處于超負荷運轉。

　　北京的垃圾處理形勢到底如何，怎樣解決垃圾難題？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近日在北京進行了調查。

　　①垃圾也能成危機？

　　日產垃圾1.84萬噸，填埋量相當于每年占掉500畝土地

　　每天早晨，家住北京市朝陽區的張先生手里都要拎上3個垃圾袋下樓，廚房一大袋，衛生間兩小袋，家庭垃圾量每天都減不下來。和張先生家的狀況一樣，在這樣一個人口達1800萬的特大型城市里的每個角落，垃圾的增加已是常態。

　　在上個世紀50年代，北京每年產生生活垃圾只有200多萬噸，至1997年，北京市每天產生的垃圾已上升到1.5萬噸，而今日產1.84萬噸垃圾的數字還可能再攀升。

　　“垃圾量的增加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廢處副處長鄧俊說，隨著經濟發展，北京早已邁入國際特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多，經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帶來的就是垃圾量的激增。

　　此外，不可持續的處理方式也帶來了北京垃圾總量激增的后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著名垃圾對策專家王維平告訴記者：“原來對垃圾的處理只是簡單地把垃圾搬出城露天堆放，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基本上被垃圾包圍。”

　　“雖然在90年代開始有了垃圾處理的概念，但是簡單填埋的方式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垃圾減量的問題，而且由于垃圾管理缺乏前端觀念，量的增加是必然結果。”王維平說，垃圾中包裝物的增量客觀地反映了目前垃圾管理前端的缺失，雖然多年呼吁，但我國目前尚沒有限制包裝等有關法律。

　　“今天的產品就是未來的垃圾，從目前來看，我們還處在粗放型的經濟發展階段，產品的生命周期短，我們又是一個制造大國，垃圾量的增加也就不足為怪了。”鄧俊說。

　　按照有關專家的說法，根據目前北京的垃圾填埋量計算，相當于每年占掉500畝土地，對于北京這樣一個土地資源非常缺乏的城市來說，危害顯而易見。然而垃圾對城市的影響遠遠不僅于此。擠占百姓的生活空間，影響生存質量，進而影響經濟發展，這樣的結論早已耳熟能詳。垃圾的具體危害更是與每個人的生活密切相關——釋放的甲烷可產生溫室氣體；硫化物等臭氣直接影響空氣質量……

　　“垃圾的成分與數量反映經濟發展情況，反過來說垃圾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經濟社會造成影響。”王維平告訴記者，在歐洲中世紀，由于不能妥善解決垃圾問題，歐洲各地瘟疫流行，造成了百萬人口的死亡。在許多世界名著比如《悲慘世界》、《雙城記》中，都對當時的情形有所描述。垃圾帶來的危機如果解決不當，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②破解難題有啥招？

　　直接投資百億，垃圾處理的硬件與體系建設同步進行

　　進入2009年，北京有關垃圾的政策措施出臺得特別多。3月初，有關部門首先修改了北京市餐廚垃圾收集運輸處理管理辦法；4月中旬，關于農村垃圾的兩個指導意見相繼出臺；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印發《關于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對垃圾處理工作的指導細致入微，一場針對垃圾危機的戰役悄悄打響。

　　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增能力、調結構、促減量”的目標。目標中的幾個數字頗引人注目：2012年日處理生活垃圾達到1.7萬噸，基本實現餐廚垃圾分類收集和資源化處理；2015年形成日處理近3萬噸的能力、實現全市原生垃圾零填埋、力爭實現生活垃圾產生量零增長。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當然不易，為此，北京市政府首先開出了100億的投資大單，用于5年內新建改建垃圾處理設施40余座。

　　“當前解決難題的首要辦法就是要兩手抓，一手抓增能力，一手抓促減量。”鄧俊說，根據北京市垃圾處理是公益事業的定位，有關部門確定了四個優先發展的目標，加快設施建設已經成為《北京市2009年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折子工程》最重要的工作。

　　與此同時，體系的建設正在加快，折子工程要求，2009年北京市城八區將新建再生資源回收站點300個，完成13個再生資源專業分揀中心的建設，同時積極推進網上預約收購，提高再生資源回收和利用水平。

　　不僅如此，對社會單位實行垃圾從量計費制度的前期研究已經全面展開，據鄧俊介紹，政策體系、技術標準、技術手段等具體工作取得初步成果。而由市市政市容委開展《生活垃圾立法調研》已經完成，有關調研報告已報送市人大，北京的生活垃圾管理與處理的法制之道應該為時不遠。

　　③垃圾分類是作秀嗎？

　　居民意識很重要，相關的配套設施急需跟上

　　在年增8%的垃圾面前，減量化已經成為最緊要的工作，而這個工作似乎并不是一帆風順。

　　審視了一下自己手里的垃圾袋，北京市西城區居民胡彤琨說得很實在：“以前也分類，但是親眼看見垃圾清運工把自己分好的垃圾重新混裝，我就不再分了。”在北京，與胡先生同樣經歷的市民恐怕不在少數。10多年前，從環保民間組織倡導垃圾分類減量開始，北京社區垃圾分類的工作都在持續開展，然而，由于后端的清運、轉運、處置的人員設施難以到位，大多數的垃圾分類還只停留在很低的層面，沒有在根本上達到減量化的效果。也正因此，垃圾分類甚至被指責在作秀。

　　“從北京目前的情況看，垃圾處理總體還停留在物流的水平，也就是垃圾搬家，資源化空間還很大。”北京環衛集團一清分公司副經理董黎說，目前的垃圾處理大多經歷這樣的程序，從垃圾箱到垃圾樓，小載重運輸車再將垃圾運往指定地點換成大載重車，然后運到垃圾填埋場。所以嚴格地講，北京市很多垃圾處理設施還談不上分選資源化等系統處理，而是簡單的物流。鄧俊也透露，北京市目前的900多個密閉式垃圾清潔站仍處于混合收集中轉的功能，難以適應分類運輸的需求。

　　在一清分公司小武基大型固廢分選轉運站，滿載生活垃圾的垃圾車將垃圾傾倒在專用的板式輸送機和皮帶機旁，經過手選、滾筒篩選、磁選、風選等多項工藝，鐵、塑料、大件料、焚燒料、有機料、填埋料六種“產品”被一一分開，這些“產品”的用途和結局也各不相同——廢鐵可回收再利用，廢塑料經過深加工處理成塑料制品重新投放市場，有機料被送往堆肥廠堆肥……

　　“我們還有一套紅外精選設備，只要設定相應的種類特質，對生活垃圾中有高利用價值的東西都可以實現分選回收，純度可達90%以上。”轉運站站長王宏哲告訴記者，從垃圾上線處理到最終完成分選，只需要十多分鐘。

　　正是由于小武基站的減量化工作，目前每天送往北神樹垃圾填埋場的垃圾總量還不到100噸。先進技術引領的分類成果固然令人欣喜，然而粗選每天處理1300噸，精選每天處理200噸的量能還是讓人感到有點遺憾。而更讓人遺憾的是，目前在北京城區，這樣具有分選功能的處理站僅有兩家。

　　“從傳統到現代的處理方式，需要一定的時間。目前后端處理的不配套確實讓居民的分類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但是從國外的經驗看，我們不能等所有的設施都配套了，再來提倡垃圾分類，因為居民意識和習慣的培養絕不是朝夕可以解決的。”鄧俊表示，北京計劃用3年時間，安排專項資金，按照分類、壓縮、密閉、環保的基本要求，改造現有的垃圾密閉清潔站，使其具備一定的分類處理能力，以適應前端居民分類的要求。同時，政府也在推進電動分類收集車等運輸能力的建設。今年，在全市黨政機關、學校、賓館、公園、度假村等地選擇了100個單位開展垃圾“零廢棄”管理試點，并出臺了相關的管理辦法和標準，目的就是要調動全社會每個單位每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從源頭做好垃圾減量。

　　④垃圾管理難在哪兒？

　　95%的資金還用于末端治理，垃圾管理應覆蓋全過程

　　從垃圾處理到垃圾管理，一字之差，反映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有產品和包裝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我們的企業還停留在生產不考慮廢棄的階段。垃圾管理實際上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結合，是從源頭到末端的全過程。”鄧俊說，目前的垃圾管理還僅僅停留在末端治理，前端的工作遠遠沒有到位。

　　據專家介紹，在國外，垃圾管理涉及法律、產業政策、生產與消費者責任，遠遠高于垃圾處理本身，而且國外的政策法規一般都寫得很細，各種政策的可操作性都很強。而我們有利于垃圾減量和資源化處理可操作性強的產業政策亟待出臺。

　　相關的企業最有發言權，董黎表示，目前的垃圾成分造成處理企業“產品”附加值很低，而且雖然企業竭盡全力，每天分揀出來的塑料廢棄物也只有總量的10%，絕大部分塑料都去了焚燒廠。要提高分選率，必須有政府政策、資金上的支持，而這樣的支持力度仍然有待加大。

　　“從目前的情況看，北京已經有近700家企業參與到垃圾資源化的工作，如何加大扶持力度、調動這些企業的積極性還需政府更多的實際行動。”王維平告訴記者，在國外，政府對垃圾事業的投入一般分為三部分，垃圾減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處理占1/3，而垃圾管理對減量化有直接的促進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2/3的錢花在了減量上。

　　而從目前政府對垃圾的投資看，95%的資金還用于末端治理。“北京市把垃圾處理定位于公益事業，政府的作用不能缺位。這個不缺位不僅是投入增加，不能只想建設，更要考慮運營支持，還要帶動全社會承擔相應的責任，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治理。”鄧俊表示，垃圾事業關系民生，要加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調動全社會的參與，從全過程管好垃圾是解決垃圾問題的必由之路。

　　“改進理念，讓投資環節前移，正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根本出路。”王維平說。(記者 孫秀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