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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能生產出一種眼鏡，戴上它就可以辨別陌生人的善惡。但我們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和社會輿論呵護善良，減少人們向善的道德風險

　　當南京鄭先生路遇素不相識、意外跌倒的孕婦，好心將她扶起時，他恐怕沒想到兩年前轟動一時的“南京彭宇案”，更沒料到，這次施助卻差點讓自己成為彭宇第二——跌倒的孕婦咬定是被他撞倒的，一旁的“證人”和趕來的丈夫都認定是他的責任，并要求賠償2000元。所幸的是，現場的監控錄像給了鄭先生清白。

　　“鄭先生好心反被誣”這一事件是否真是單純的誤解？孕婦及其丈夫不分青紅皂白揮拳相向、私索賠償的背后還有沒有其他企圖？前后言辭不一的“證人”擔當了怎樣的角色？所有的疑問都有追查的必要。

　　這絕不是旁觀者看熱鬧心態下的小題大做，而是不希望社會道德傷口再次因這樣的事情而被撕裂、流血甚至潰爛。當年“彭宇案”的庭外和解和模糊的法律解釋，已經對社會公共道德產生了負面的導向。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我們是不是有機會通過對事件真相的調查來懲惡揚善？

　　我們不是要求司法擔當起拯救道德的角色，但它至少可以成為呵護向善的重要力量。“彭宇案”后，全國曾經發生數起老人跌倒，眾人袖手的事件。最具黑色幽默的一件是，今年2月，也是在南京某公交車站，一位75歲老漢從公交后門跌倒在地，眾人卻不敢施救，老漢大喊：“是我自己跌的，你們不用擔心。”身后的乘客才上前幫扶。

　　沒有接受孕婦及其家人道歉的鄭先生匆匆離去，留下的是輿論的一聲嘆息：“好事難做，好人難為”。一如兩年前“彭宇案”，公眾的情緒是意料之中的憤怒與失望——有什么比善良被誤讀甚或被利用更讓人寒心？有什么比被迫放棄對美好的堅持而更令人心傷？

　　從大學生張華勇救掏糞老人的道德價值討論開始，到如今的上海“釣魚事件”、湖北荊州的挾尸要價，商業經濟浪潮中的道德在制度缺失和利益同盟下漸漸迷失，傳統的見義勇為、扶危濟困，成了見義不為、指善為惡。在“既然人不是你撞的，你為什么要發善心去扶？”這樣的諸如南京孕婦對鄭先生的質問中，在“沒有利益觸動，我為什么要幫你呢？”這樣“釣魚”執法者對孫中界的假設中，社會道德傷口一再地被撕裂、被擴大。

　　誰能愈合這一道德傷口？除了那些普通如鄭先生的有良知的社會公眾，更多的力量應該來自政府和司法機構。我們不可能生產出一種眼鏡，戴上它就可以辨別陌生人的善惡，并以此選擇行善與否。但我們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和社會輿論呵護善良，讓善良成為善良者的通行證，減少人們向善的道德風險。（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