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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美國人彼得·德魯克在其著作《未來的里程碑》中首次使用“知識勞動者”(knowledgeworker)來指稱這樣一群人：他們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提高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其本身具備較強的學習知識和創新知識的能力。

　　建國60年，正是“知識”和“勞動”日益緊密結合的60年，也是知識勞動者逐漸成為社會建設中堅力量的60年。

　　工人“知識化”

　　1954年3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充分發揮技術人員在國家工業化建設中的作用》的社論，開篇即指出：“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在有了一定的資金，有了蘇聯的技術裝備援助之后，人才問題，特別是技術人才問題，就被提到了頭等重要的地位。”

　　此時，“一五”計劃正在全國上下如火如荼地開展。經歷了長年戰亂的中國人意識到，為了改變舊中國經濟、社會嚴重落后的局面，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開展技術革新，培養各種熟練的技術人員，才能實現“機器去工作”的理想，實現國家工業化。

　　1954年4月，鞍鋼的王崇倫與其他6位著名勞模聯名向全國總工會建議，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技術革新活動。全國總工會于當月21日作出《關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的決定》。

　　技術革新，使工人們的勞動競賽由體力型向智力型轉變。許多工廠在加強技術教育的同時開展基本的文化教育，使得工人們能更好地理解和推廣蘇聯的先進技術和國內行之有效的重要先進技術。

　　王崇倫本人隨即制出“萬能工具胎”，一年完成4年任務，成為全國最先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一線工人。抗美援朝軍品生產中，他設計并制造出特殊卡具，提高工效24倍。60年代初，他實現100多項革新，先后突破十幾項重要技術難題，填補了中國冶金史的空白。

　　大量勞動者像王崇倫一樣在一線學習和運用知識，他們的努力使得這次技術革新閃耀著勞動者的光芒，確保了“一五”計劃的順利實施，為我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他們的光芒并沒有隨時間淡去。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高級技術工人始終走俏，“技工荒”也一直是許多沿海企業每年必彈的老調，市場的供求關系從另一個側面彰顯出知識型勞動者的價值。

　　“臭老九”的命運救贖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說，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此時的春天太短暫了。經過“反右”和“反右擴大化”，知識分子階層受到嚴重打擊；十年“文革”，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社會氛圍更是登峰造極，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被“踩在腳下”再“踏上一萬只腳”。

　　新生源自“撥亂反正”。1977年8月，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次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在開幕式上指出，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知識分子的收入并沒有立刻隨著社會地位漲起來。改革開放首先在農村，然后在城市企業展開，體力勞動者先于腦力勞動者進入市場經濟，最先獲利。而事業單位等工資制度的長期僵化，導致知識分子收入增長相對緩慢，這樣累積下來造成了較為嚴重的“腦體倒掛”。“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成了上世紀80年代的流行語。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國務院修改和廢止了400多份約束經商的文件，大批知識精英(干部、教師和研究人員)辭職下海，成為商海弄潮兒。從80年代中期的“電子一條街”發展成90年代末“中國的硅谷”，高科技企業林立的中關村見證了知識向財富的高速轉化。

　　前30年政治地位的起伏，后30年財富的一點點地積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在建國60年畫出了一道“微笑曲線”。

　　“知識勞動者”

　　要獲得研發環節的高利潤，就需要擁有大量具有創新能力的知識勞動者。要激勵知識勞動者的創造性，便是要尊重他們的知識產權。大量法規政策的制定正一步步推動知識產權的轉化。知識勞動者成為時代新力量組合。

　　1990年9月，《著作權法》頒布實施，使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等作品的作者權益受到了法律的保護。2005年新《公司法》修訂出臺，擴大了用作投資的知識產權的范圍，將著作權成果納入股東的出資范圍，并且事實上擴大了知識產權投資可占整個公司資本中的比重。這將鼓勵以軟件為代表的著作權成果、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商業秘密中的經營信息等知識產權擁有者的投資熱情，充分體現智力在公司發展過程中的價值。

　　信息爆炸時代，新興媒體的出現使得勞動者的知識化變得更加容易，而大學的擴招讓更多年輕人獲得進一步學習的能力。2008年秋季，中國普通高校的毛入學率已達23%，這和解放初期總人口中文盲率高達70%的情況不亞于天壤之別。

　　中國勞動者的知識結構在60年間有了質的飛躍，大學生已經進入社會的各行各業。大批具備高端文化知識和學習能力的年輕人涌現，無疑優化了國內勞動力整體的構成，將極大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競爭力。(陳藹婧 秦小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