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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78歲的老婦人坐在陽光里，唱著一首60年前流行的關于新婚姻法的歌：

　　(女)封建制度是一條鐵鎖鏈，婦女這么受欺騙，男女的婚姻父母包辦。

　　(男)裝袋旱煙倒杯茶，咱來說個知心的話，你的我的婚姻是哪樣的？凡是金花配銀花。

　　(合)凡是金花配銀花。

　　(女)毛主席頒布的新婚姻法。

　　本刊記者/ 劉炎迅

　　她和他的婚姻“跟臨死的人喘口氣般艱難”——他是個“癱子”，他家被村里人喚作“地主宅子”。

　　父親早逝，她9歲開始給“癱子”家放牛，13歲做了童養媳。成了她丈夫的“癱子”，是熟悉的陌生人。

　　她從沒想過與他培養感情。離婚？想都不敢想。這個后來成為日常的詞匯，在1949年前如同“火星文”般不可思議。

　　這位1931年出生的老婦人，面對前來調研的申端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名博士，眼神混沌，沒有表情地回憶著過去。

　　此時是2009年5月，她已經78歲了。坐在湖北荊門農村楚村8組的這處被陽光罩住的院子里，日光濃烈。

　　單邊“解題者”

　　“在舊社會，還是奶娃子的時候(婚姻)就被父母包辦。”老婦人說著，嘴角的皺紋一張一合。

　　老婦人的父親原在靠近縣城的一個貨行里做點運工，每月薪水勉強養家糊口，家里的3畝3分地由母親操持。老婦人5歲時，父親因肺結核病逝，家庭的大梁斷了。母親開始嘮叨，說起楚村里哪家閨女做了童養媳便大富大貴之類的話，“當時太小，不明白。”老婦人回憶。在老婦人7歲那年的開春，母親找到了“癱子”家，當時認為這家人有錢，孩子又殘疾，估計會好說話些。就這樣，老婦人的命運開始與“癱子”交集。

　　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女人大多只是以附屬品的身份出現在婚姻里。婚姻的幸福或者家庭的和諧，這些命題幾乎與女人無關，男人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解題者。

　　這并非一個合理的契約關系。男人可以一紙休書，再尋佳人。女人呢？除了忍受，還是忍受。

　　清末民初，社會大變革，家庭和婚姻也在跟著發生著變化。

　　維新人物康有為曾撰文《實理公法全書》，對中國傳統的婚姻模式進行了激烈的抨擊，認為“男女之約，不由自主”，全憑“父母定之”，或者“男為女綱，婦受制于其夫”，則“與幾何公理不合，無益人道。”

　　不久，這位充滿激情的上書人又在其著名的《大同書》中，系統提到了改革傳統婚姻的主張——他認為，青年男女滿20歲以上，其婚姻應“皆由本人做主自擇”。

　　婚姻自由，既是結婚的自由，也不能忽視離婚的自由，后者更顯得珍貴，考驗著一個社會的成熟度。

　　1900年，蔡元培剛剛32歲，正在做紹興中西學堂的監督。他的原配妻子王氏病逝，這個中過進士的男子在當地已是名人，媒婆紛至沓來，要為他說媒續弦。在應付各路媒婆的過程中，這個多思的年輕人說了一番日后被記入歷史的話，健全的婚姻應該包括5個要素，“女子須天足”，“女子須識字”，“男方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男女雙方意見不合可離婚”。

　　這番話，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最后兩條更是“至為可駭”。

　　那時的女人，尚沒有“離婚”這個舶來的觀念，彼時基層治理中，是由宗族和士紳控制一切的熟人社會，年輕女人試圖自主的結束一段婚姻，危險叢生。

　　尤其是像上述的湖北老婦人曾做過的童養媳，女人如果不想繼續這份婚姻，只能偷偷逃走。這是個風險很大的舉動，一旦被抓回來，除了被剝光衣服當眾毆辱外，有的女人事后還會莫名的失蹤，當時的記者總會隔三差五在寫下一些情節類似的失蹤迷案的新聞。老婦人說她膽子小，當時跟著“癱子”沒想過逃走，“其實也沒地方逃，逃出去可能連口飯都沒得吃”。

　　1905年，西式的婚禮已經開始為社會認可，特別是在城市中，結婚的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萌芽，有的新婚夫婦干脆將婚禮的內容在報刊上公布周知。但此時，離婚自由的問題則依然沒有太大改變。農村和城市的差別除了財富，更深遠的是觀念和習慣，不斷拉開的鴻溝幾乎讓一些來華的外國觀察家覺得，這是兩個中國，初顯自由理念的離婚只是出現在涉外婚姻中。中國第一例涉外離婚案發生在1908年，當事人是清廷大理院推事李方和他的英國妻子帕爾麗。

　　那時，國學大師劉師培的妻子何震自創的“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報《天義報》上大聲疾呼婦女解放，一夫一妻，離婚自由。最終，她自己在后來的日子里精神錯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