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1981年自己在日本進修時第一次坐電車的情景,65歲的范期錦依然記憶猶新。
“不管男女老少,每個人穿的鞋都不一樣。我當時覺得很奇怪,因為在國內,大家上班拿一樣的包、一樣的飯盒,穿一樣的衣服、一樣的解放鞋。” 在日本學習了近3年的范期錦娓娓道來。
新中國成立時,還在成都的范期錦年僅5歲,只記得1949年成都解放那天早上,一打開家門就看到兩名解放軍戰士。于是他跑到街上,才目睹了解放軍進城的歷史一幕。
“小時候,哪想過會跑到日本去進修啊!”范期錦笑著說。1967年他從天津大學水道及港口水工建筑專業畢業后,曾短暫在軍區農場當農民,直至1970年被重新分配到位于青島的交通部第一航務工程局二公司,他才真正專業對口。
而能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二批公派留學生,范期錦也頗費了一番周折。他先通過日語和專業知識兩輪考試,再經過多輪集訓和嚴格的政治背景審查,1981年終于飛往日本東京大學進修港灣工程。
“留學進修讓我知道我們行業的深淺。無論是實驗設備、理論發展,還是技術,當時我都覺得外國比我們強。83年我結束進修回國時,恨不得什么都往回帶——手表、電冰箱、洗衣機、彩電……就是沒錢,” 范期錦回憶道。
但20多年后他重返日本時,情況已完全改觀。
“和其他國家一樣,市面上很多商品都是中國制造。我在商店里轉了半天想買點禮物回去,最后選了一個電子相框。回來一看,還是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說到這,范期錦哈哈大笑。
今年2月范期錦受邀去日本講學。初坐飛機時還眼花繚亂的他如今已是長江口航道管理局總工程師、港工領域“中國經驗”的分享者。面對當年的老師和前輩等臺下聽眾,他鎮定自如。
這種人生際遇的改變讓他感觸很深:“當年,我是百分之百向人家學習,他們一個大學本科生知道的比我們這些工作很多年的人都多。但20多年后再比,我們國家在地位、技術、社會進步等方面的變化真是非常大。”
同樣變化的還有范期錦生活和工作的地點——天津、青島和上海。他目前已成為上海市民。
“我人生的跌宕起伏是跟整個國家密切相關的,”在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兩鬢開始花白的范期錦如此總結自己60多年來走過的路,一如60年來上海歷經的變遷。
60年前中國共產黨接管被西方學者稱為“打開現代中國的一把鑰匙”的上海時,曾有人預言上海“維持不了3個月”,也有人斷定“共產黨搞經濟要吃‘鴨蛋’”。
這種論調后來被證實是錯誤的,關于中國未來的悲觀預言并沒有成為現實。
與此相反,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西方經濟體仍苦苦掙扎,而中國已率先露出復蘇的曙光——股市、樓市年初以來強勁反彈,大部分經濟指標明顯改善,正在籌辦2010年世博會的上海更是到處大興土木。從已建成的東方明珠、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到在建的上海中心,這座雄心勃勃的城市不斷刷新著“中國第一大商埠”的高度紀錄,并且瞄準了更長遠的目標——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而后者正是范期錦等多年來一直參與長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業界人士所期待的。
當年的成都“小鬼”如今已成為港口航道領域的權威專家,新上海人范期錦的人生曲線,融入一代又一代國人“走出去”的足印,一同勾畫出新中國60年來走向世界的曲折軌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管理人才和技術專家奇缺。1950年,新中國第一批出國留學生25人啟程赴波蘭等東歐五國學習語言、史地等專業。隨后,更多留學生被派往蘇聯等國。新生的共和國懷著忐忑的心情走向世界。
據教育部統計,從上世紀50年代起至60年代初,新中國共向蘇聯派遣了1萬多名留學生,向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派遣了1000多名留學生,1956年后才向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零星派出留學生。
上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為師的“一邊倒”求學局面被迫中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緊接而來,對“里通外國”罪名的恐慌讓中國陷入了閉關鎖國的混亂之中,除了少數亞非拉國家,中國幾乎完全關閉了走向世界的大門。直到1972年中國再啟外派留學生計劃,向英法兩國派出首批留學生36人,困境中才現轉機。
1978年6月,鄧小平指示重新打開國門,鼓勵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規模和留學范圍,年已37歲的范期錦這才有了初次出國進修的體驗。
此后,中國留學隊伍不斷擴大,從精英走向全民,由公費到自費。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身份也不再僅僅是“學生”,經商貿易、投資考察、休閑旅游等多有涉獵。走向世界各個角落的中國人開始主動分享自己的文化、知識、商品和資金。
2001年12月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貿易數字最能說明變化,1950年新中國進出口總額只有區區11.3億美元,僅占全球貿易總額0.9%。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和第二大出口國,2008年進出口額達2.56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額的8.86%。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朱鋒教授認為,60年來無論是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還是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及中國看待世界的視角,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都“變化很大”。
朱鋒說:“60年前,我們不了解世界,對世界的感覺很陌生,與世界往來的最主要目的是維護主權安全和獲得外界承認。60年后,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中國的自信心有了很大提升,在國際事務中也日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未來更要通過與世界的緊密互動,增加自己的實力,實現與國際社會的合作、互利和共贏。(記者陳思武 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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