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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田單干，包干到戶”

　　1978年，還在為集體干活的萬延村村民胥加興，經常盤算哪里才能借到糧食，他甚至決心不再生第二個孩子了，“生了小孩就得給東西吃啊！”

　　就在胥加興找不到出路的那會兒，遠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決定冒險：分田單干，包干到戶。

　　“萬一走漏風聲，隊干部為此蹲班房，全隊社員共同負責把他們的小孩撫養到18周歲。”像地下工作一樣靠單線聯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開會的18個人，在摁滿手印的“秘密協議”上如此悲壯地約定。

　　第二年，小崗全隊糧食總產量相當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的總和。小崗全年的糧食征購任務是2800斤，過去23年顆粒未交，當年上交的糧食超額7倍多。全隊農副業總收入是上一年的18倍。

　　最先試圖尋求體制突破的并不是小崗村。早在1956年，溫州永嘉縣就曾經探索過包產到戶。人民公社20年間，類似于包產到戶的嘗試屢禁不止，但從未得到過中央層面的政策松動。

　　1979年，中國農村改革還處于起步階段，“分田單干”“包干到戶”還是中國農業的“禁區”。當年，中央多次發文，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豐收后的小崗村人，在質疑聲中戰戰兢兢。

　　終于熬到了1982年。這一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年底，全國實行“雙包”的生產隊達到78.8%。

　　這期間，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縣蔡場鎮萬延村，曾經屬于劉文彩的五六十畝土地，再次分屬于不同的農戶，各自擁有使用權。村民胥加興就這樣分得了五畝原來屬于劉文彩的好田。

　　“終于沒有約束了，想咋搞就咋搞。”餓了幾十年的胥加興，迫不及待地想要填飽肚皮。當年，甚至把土地“照顧得太好了，肥料也上多了，開始幾年的收成并不是很好。”回憶起20多年前的情景，今年56歲的胥加興顯得有些不好意思，“反復摸索幾年才有了經驗，后來收成就越來越好。”

　　到1984年底，全國569萬個生產隊，99%以上實行了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與1978年相比，這年的糧食增產近四成，農民純收入年均增長近兩倍。當年，國務院向世界糧農組織公布，中國已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

　　有了飯吃的胥加興，又開始琢磨土地上的生財之道，夢想著能向劉文彩當年那樣自由地依靠土地積累個人財富。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胥加興開始種蘑菇，“一畝地可以賺幾千塊錢。”胥加興說，“一個平方可以撿15斤蘑菇，一斤蘑菇能夠賣到2元錢。”

　　還權賦能？

　　2009年8月20日下午，閑在家里的胥加興坐立不安。

　　往年這時，胥加興還在外面，“打工一個月的收入抵一畝地一年的收成。”今年養病沒能出去，“光治病就花了兩萬多，現在還得吃藥，每個月藥費要五六百。”

　　打工20多年了，突然閑在屋里，胥加興很不習慣，他想再承包點地種蘑菇或者其他什么。老伴和女兒都反對：一來年紀大了養病要緊，二來沒有好項目賺不到錢，就是種蘑菇也比不上20年前的收益了。

　　其實胥加興更希望能夠把田地流轉出去：“自己不用操心，還有收入。”可是村民寧可外出打工，也不愿意承包土地，“承包一畝地一年要交一千元，少了沒效益，多了沒本錢。”

　　當年屬于大地主劉文彩的那五畝好田，如今只能帶給胥加興一畝地800元的利潤，而他家六口人也只有五畝這樣的地。他完全沒法體會劉文彩當年坐地生財的豪情和富貴，“只是算算賬而已，我們其實是不賣糧食的。”

　　然而，土地上不僅能夠生長糧食，而且還能長出大片的工業和城市。就在胥加興不斷重復“種地+打工”生活的這二十多年，中國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而城市規模也在快速擴張并不斷吞并農村。土地作為升值最快、最穩定的生產要素，也成為利益相關者追逐和爭奪的對象。

　　有統計表明，近二十年來，中國農村集體所有、農民承包的土地有償使用的比例逐年大幅提高，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累計5.2萬億元。其中，1987--2001年間，全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3394.6萬畝，其中70%以上是政府通過征用的手段，從農民的承包地中征地。

　　高額的土地收益并沒能轉化為農民手中的財富。在現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農村土地進入市場需要先由政府征收，再掛牌出讓，征地價與出讓價之比為1：10。由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編寫的《2005農村經濟發展綠皮書》顯示，中國大部分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比例為：地方政府占20-30%，企業占40-50%，村級組織占25-30%，農民僅占5-10%。從征地成本價到出讓價之間所生成的土地增值巨額收益，大部分被中間商和地方政府所得。

　　不過，這種狀況有望得到改善。就在胥加興百無聊賴地在家門口扎掃把的這個下午，大邑縣蔡場鎮萬延村的承包地實測確權工作正在緊張地往前推進。“成都市要求九月底完成，確權頒證工作年底結束。”村支書羅學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承包地確權之后，農民自己可以作為主體自由流轉土地，比如轉讓、轉租、抵押、繼承等。”

　　萬延村正在進行的承包地實測確權，是成都市產權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按照成都市政府的思路，要通過確權，在克服產權缺陷基礎上，通過土地市場引導土地流動，從而擴大農業規模生產。此外，通過引入其他權利，把土地市場與農村金融市場連接，從而使農民手中的土地獲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和資產權益。

　　這也是成都市城鄉統籌綜合改革的一部分。成都試圖通過“還權賦能”，適當增加農民和農村分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土地收益的份額。那么，此次改革能否真正讓胥加興這樣的農民坐地生財？只有未來會提供真正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