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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有什么是中國經濟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最期盼的禮物的話，那很可能就是急劇提升的內需，以抵消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需不足。

　　分析人士指出，有著8億人口的農村正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然而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抑制了農村經濟的充分發展，這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動力長期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宏觀經濟室副主任李國祥對記者表示，60年來，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在中國經歷了形成、松動、成為徹底變革對象的過程。如今城鄉統籌戰略正在改變中國農村的面貌，醫治經濟和體制的痼疾。

　　今年70歲的南昌市湖坊鎮順外村村民艾奇可老人親身經歷了這60年來的城鄉關系變化。

　　新中國成立前，艾奇可的父親是地主家里的長工。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實施，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土改讓艾奇可一家分到10多畝田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父親興奮地幾天沒睡好覺，每天都要到地里去看看。”艾奇可說。

　　可是，沒過幾年，村里開始建立農業互助組、合作社，后來建立人民公社，大家“集體勞動，集體經營，統一分配”。艾奇可說：“回想起那時候，生活的好壞是以能否吃飽飯為標準。”他印象最深的是，那時村里有些家庭，一天只能吃上一頓飯，還要先讓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吃飽。

　　順外村地處南昌市東郊，方圓5平方公里，下轄16個自然村，村民5300多人。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順外村主要靠種植蔬菜、飼養家畜，供應城市居民。最多的時候，全村也不過只有可耕種的土地2800多畝。

　　新中國在成立之初優先發展重工業，原材料、農產品和勞動力等要素的價格被壓低以降低城市工業發展的成本。“那時，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城市工業發展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村提取資金積累。同時，工業化沒有進入農業生產，也沒有進入農民生活。”李國祥說。

　　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將城鄉居民明確區分為“農村戶口”與“非農村戶口”兩種不同的戶籍，實行區別對待的城鄉分治政策，享受不同的國民待遇，城鄉二元結構由此確立。中國農村的發展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長期受到挫傷。

　　有專家指出，這些探索畢竟支持了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也為后來的進一步改革積累了經驗和教訓。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農村開始嘗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此后短短幾年，中國就改變了糧食、肉類副食品、生活日用品等嚴重匱乏的局面。

　　“生活上的真正改善，就是在改革開放以后。”艾奇可說，“大包干”激發了大家的積極性，糧食產量大幅提高，溫飽問題不再困擾大家，順外村也開始發展集體企業。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最鼎盛時，全村有企業30多家，經營面積達20萬平方米。

　　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城鄉間流動的松動，使得務工帶來的工資性收入逐步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同時，中國的城鎮化速度加快，尤其是小城鎮吸納了農村的大量富余勞動力，其快速發展有力地改變了城鄉分割的狀況。

　　然而，在城鄉二元結構出現松動和改進的同時，城鄉差距仍在反復擴大。1997年至2003年，農民收入連續七年增長不到4%，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

　　中國農村問題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程國強對記者表示，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機制的確立，城市比農村發展得快，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但是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性因素強化了這種差距。

　　為了遏制城鄉差距的擴大，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制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的同時，針對城鄉二元結構提出了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方針；2007年，中共十七大再次強調了科學發展觀，提出“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統籌城鄉戰略意味著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將不再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轉而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城鄉資源共享。”李國祥指出，這一戰略目前已經在中國部分地區取得成效。

　　如今，艾奇可早已不是菜農了。90年代，他在村辦企業里干過。年紀大了之后，他家里蓋上了幾百平方米的樓房，除了家里人自住之外，剩下的他用于出租。如今，他一個月僅出租所得，就有近2000元。

　　記者了解到，順外村的人均住房面積為73.4平方米。房屋出租已經成了這些農民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村民上班賺一點，房屋出租收一點，集體年終分一點，順外村的“三個一點”收入讓已經脫離了土地的村民的生活富足起來。順外村每年拿出400多萬元分紅，而且村民老了有退休金。

　　專家指出，統籌城鄉正在推動中國城鄉實現基礎設施、文化教育、公共服務等資源的均等化。加大各項農業投入，通過市場機制增加農民的收入，將農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征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等具體措施正在改變中國農村的面貌。

　　中國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指出，在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通過城鄉統籌改變二元結構體制，對于擴大內需、繁榮市場、社會和諧穩定意義重大，農村消費市場的有效啟動將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

　　“統籌城鄉戰略已經開了一個好局。”程國強說，但消除城鄉差距仍是一個長遠的過程，需要通過不斷改革和體制創新提供持久的動力。 (記者章利新　沈洋　涂超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