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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仇和不應該從概念和價值觀念入手，而應該正視中國正處于一個轉型時期的現實”

　　本刊記者/周政華 (發自云南昆明、北京)

　　贊之者，稱他為青天；批評者，指其為酷吏。

　　自仇和1996年擔任江蘇沭陽縣委書記以來，外界對他的評價就一直呈現嚴重兩極分化。而關于仇和模式最為精辟的概括，莫過于他本人的自白：“用不民主推進民主，用人治來推進法治。”

　　人治與不民主，法治與民主——這兩組水火不容的理念，被仇和簽上手段和目的的標簽后，就成為他近20年的施政主軸，同時也構成了外界評論的爭辯焦點。

　　一向對仇和的“鐵腕強權”持反對意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在2008年和2009年兩度造訪昆明之后，仍然表達了他對仇和模式的擔憂。

　　“他在昆明完全是蠻干。”姚洋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我送的那兩本書，他要么沒看，要么看了不贊同。”這兩本書——《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和《國家的視角》擁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政府違背民意的規劃對于城市是一場災難。

　　2008年，姚洋獲悉仇和調任昆明后，就表示“滇池可能要完蛋了”。之后，他應仇和之邀，訪問昆明。對于滇池治污，姚洋對仇和推行的源頭治理思路表示肯定。但對于仇和力推的政府招商和城中村重建，這位北大學者仍然堅決反對。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高恒研究員認為，不管仇和的動機和效果如何，他的言行本質上屬于專制主義范疇。

　　對于仇和模式的批評，更為根本的擔心則在于，它對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的影響。高恒認為，人治、專制、“民可使由之”的英雄史觀，不應該成為執政黨的思維，任何改革都必須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進行，依靠建立制度和長效機制解決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這是最優選擇，也是我們體制變革的終極目標。

　　一些著眼“國情特殊”、強調實用的觀點，則對于仇和人治手段表示理解。

　　被“仇和人格魅力打動”的新華社江蘇分社副總編輯包永輝，在其作品《仇和：政道十年》一書的序言中就寫到，希望讀者從“轉型中國的宿遷實驗”角度解讀仇和。包永輝認為，反對者往往忽略了仇和在黨內民主層面的實驗，從而忽略了他對轉型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的價值。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湘林認為，評價仇和不應該從概念和價值觀念入手，而應該正視中國正處于一個轉型時期的現實。

　　這個現實是，不可能等到一個地區的民主、法治條件完善成熟后再行動。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政治家要干成點事，必須做“官場中的惡人”，必然要引起一些人的不滿。

　　徐湘林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相對于許多不作為的官員，仇和積極進取的精神、雷厲風行的作風值得肯定。但他同時認為，仇和在宿遷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照搬到昆明，可能會水土不服。“畢竟宿遷是個蘇北小城，而昆明是省會”，徐湘林說，管理大城市就應該著眼于依靠現代行政體系和專業技術官員。

　　當代中國研究所政治室博士李正華認為，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敢想敢干敢于負責的領導干部，需要勇于創新、勇于開拓的領導干部，但并不能因此為“仇和現象”大唱贊歌。因為，無論“仇和”們多么高明和富有遠見卓識，一個人的智慧和多數人的智慧相比，總是有局限的，專制獨斷的辦法作用是有限的。這樣的教訓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