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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的愛情

　　著彩妝，穿戲服，馬興壁與另外兩名演員站在簡陋的舞臺上，她屈膝半蹲，轉頭看同伴。

　　在這張不甚清晰的黑白照片里，馬興壁看著50多年前的自己。那還是在拉薩，在去阿里以前。在這個文工團里，有她曾經的戀人，一個深愛著她的成都小伙子。接到去阿里的任務，她曾向領導提出自己的顧慮，阿里與拉薩通訊困難，她此去將意味著與男友的聯系接近中斷。

　　到了阿里，馬興壁表現出她那讓子女覺得有些不近人情的理性——她用一紙書信結束了這段戀情，卻并不感覺到悲傷，反而是后來聽說那個小伙子傷心欲絕。

　　未來的丈夫才讓杰出現了。馬興壁并沒怎么注意這個青海藏族出身的男兵，只是發現他有事沒事就會過來套近乎。

　　類似的經歷在文工團極為普遍，馬興壁不時收到情書，但才讓杰的簡單直接還是讓她吃驚不小。那天他們在河邊散步，才讓杰支支吾吾地問，“我們那個事怎么辦？”馬不解地問，“什么事？”“結婚的事啊。”

　　此時，馬興壁對于這個高高大大的男人的了解，僅限于他是搞偵查工作的情報參謀，但她能從他身上感受到一個成熟男人的穩重和責任感。這讓她很有安全感。

　　婚禮進行得很簡單，“兩張鋼絲床一并，兩張被子一拼”，馬興壁把自己嫁了出去。《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問道，愛情或者是革命同志之間的情誼，哪一種感情更能概括這段婚姻？她仔細考慮了片刻，沒有給出答案。

　　才讓杰熟悉邊境的每一山口通向何方。不管遇到任何棘手的麻煩，他也總能憑借自己對阿里的了解，為相關部門提供有價值的分析。如此精通的業務本領，是以長期出差為代價的，剛進阿里的時候，“1年能有3個月在家就不錯了”。由于與丈夫不在同一個工作組，兩人只能趁雙方工作組的工作結束后才能見上面。

　　馬興壁的工作單位是西藏工委阿里分工委的社會部，這個部門涉及公安、統戰等多重職能。她從事統戰工作，向由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組成的“三大領主”和普通農奴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她的足跡遍布阿里7個縣中的5個。

　　下鄉時她住過牛羊圈，學會像個西藏人一樣伺候土地。她收獲了翻身后的藏族“農奴”的關愛：自己帶的糌粑不新鮮，吃下去經常拉肚子，她借住的那家主人、一位40出頭的大媽，用自己的新鮮糌粑換過了她的糌粑。

　　對于“三大領主”，她以定期走訪和編印《上層動態》的小通訊來了解并記錄阿里上層的思想動態與對政策的看法。“都是些很雜的事情，但怎么也忙不完。”

　　孩子們的“真空”童年

　　馬昆名字中的“昆”，指的是昆侖山。他于1962年出生于新疆。此前的4年和2年，大姐馬妮和二姐馬青分別在陜西咸陽和成都出生。三姐弟的出生地，勾勒出馬興壁那些年頻繁的出差軌跡。

　　他們三個人都不是在西藏出生的。馬興壁在阿里的同事閔乃麗的大女兒焦亞莎，在阿里出生，與弟妹們比起來，她的個子小小的，瘦得怕人。

　　“由于缺氧和低氣壓，在西藏出生的漢族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很常見”，軍旅作家紀曉松曾花費一年時間，在全國各地尋訪首批進藏女兵中的150多位。他發現，先天性心臟病、血壓異常甚至腦癱，以及其他在內地少見的身體缺陷，不同程度困擾著在西藏出生的女兵后代。

　　進藏女兵曾昭瓊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剛進入西藏時，部隊曾有政策，女同志的孩子一律生在西藏，看看漢族的孩子能否在西藏生存，后來政策變動，才可以回內地生孩子。

　　馬妮和馬青是在四川自貢的姨媽家和成都保育院長大的。她們從小隨姨媽的孩子，管姨媽叫媽媽，姨父叫爸爸。馬妮從保育院“畢業”，與整個大班的孩子一起被接到成都八一學校——它的前身是18軍團職以上干部的子弟學校，從此，她與后來相繼入校的弟妹一樣，在八一學校度過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時代。

　　馬家三姐弟不約而同地用“真空”這個詞，來描述他們成長于其中的八一學校。一道鐵門，把門外的社會和門內的學校隔離成兩個世界，這里的孩子直到初中以后才能單獨出校門。從學校出來很長一段時間，馬青見到大人都不會叫“叔叔阿姨”，“學校里除了老師就是同學，大家在一起很隨便，根本不用跟陌生人打交道”。

　　馬妮的記憶里還停留著老師捧著她們的小腳剪腳趾甲的溫馨畫面。在她很長一段時間的印象里，家庭是個陌生的概念，學校就是家。

　　既是同學，又是姐弟，剛進入八一學校的馬昆，還不能很好處理自己與兩個姐姐的關系——受到那個年代常見的“男女界線”的影響，他在學校跟姐姐們“碰上了，沒事也不打招呼”。馬青跟弟弟的接觸有限，她印象里的弟弟總是在沒錢花的時候，才跑到她宿舍樓下，接過她扔下去的零花錢。

　　她第一次知道自己有個姐姐，也是在自己從保育院升到八一學校以后，老師帶著一個大一點的女孩子來，“這是你姐姐”。馬青跟姐姐馬妮住在同一層宿舍的斜對面，卻沒有享受姐姐過多的照顧，因為“根本就不需要”。馬妮的姐姐“范兒”僅限于幫妹妹保管學校發的二兩糖，每天給妹妹吃兩顆。那些沒有姐姐的孩子，往往一口氣把一個月的定量吃完，糖紙像雪花般扔了一地。

　　家庭生活在招待所度過的歲月

　　馬妮外向、馬昆頑皮、馬青羞澀。時隔40多年，八一學校的退休教師馬秋英還能準確地記住她的學生。長期與學生一起上課和生活，學生們對她的感情介于老師和母親之間。在八一學校，最讓她緊張的時候，是從西藏回來探親的家長來學校接孩子，“那些沒有家長接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著！”

　　進藏干部的休假制度源于1963年，西藏民主改革完成之后。按照規定，無論是在部隊或者是在西藏地方工作，每3年都可以回來休探親假3個月。但八一學校的孩子能否與父母見面，仍取決于外部國際形勢的變化。“只要中印關系一緊張，父母就沒法回來探親。”馬秋英說。

　　有一個學生的家長，從孩子進保育院起就回西藏，直到小學四年級才回成都休假。這個在午休時會在被子里偷看父母照片的孩子，真的見到父母時，怎么也不肯跟母親去招待所。馬秋英不得不跟著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個星期，等孩子母親用玩具和零食把孩子哄熟了才借機脫身。

　　馬興壁更多是從學校定期寄來的成績單、評語和照片上，了解孩子們的成長，她更像一位領導而非母親，給予兒女她所能提供的物質關懷和思想教育。在她與兒女的通信中，就像她起草過的無數文件一樣，總是充滿著命令式的“一二三四”。

　　與此相對，三個兒女在童年時代則對父母完全沒有記憶。馬青第一次與父母打交道，是從父母手里接過一包糖。那是在5歲的一天，她在八一學校的操場上玩。隔著鐵門，她看見一高一矮兩個大人向學校走來。他們向門衛武大爺打聽馬妮。武大爺把馬青叫過去，“這是馬妮的妹妹馬青”。

　　像其他入藏干部一樣，馬家探親假3個月的家庭生活都在招待所度過。之前，由于單間緊張，馬興壁往往要跟招待所的熟人打好招呼預留一個單間，然后再設法借一些碗筷和被子。戶口不在成都，她沒有成都的“號票”，不得不用從西藏帶來的全國糧票高價換回一些雞蛋和肉，在招待所的過道上架起一口鍋做菜，然后打發孩子們去食堂打飯。

　　馬妮和馬青第一次見到弟弟，就是在招待所里。當時馬昆不夠年齡進八一學校，還呆在保育院。父母回來探親，每到周六下午，馬家三姐弟分別從學校出發，坐單位班車或者公共汽車，趕往半個小時車程外的招待所，并在周日下午趕回學校。對于這樣的臨時生活，馬青至今感到“有點滑稽”。她在招待所吃完飯，還是更習慣于找同住在招待所的同學一起玩，而不是與父母呆在一起。

　　“那時候，確實對父母沒什么概念，他們來了沒什么感覺，去了也不難受”，馬妮將招待所的生活當作改善伙食的機會，他們三姐弟的最高紀錄，一晚上消滅了20斤橘子。但她承認，起碼對于三姐弟而言，這是難得的團聚機會。母親給他們倒熱水洗臉，三個孩子鬧成一團，搶著把毛巾放在前面“占點小便宜”。最終的勝利者總是馬昆。

　　只有到這樣的時刻，馬興壁才會流露出內心最柔軟的部分。看著孩子們在招待所里的背影，她忍不住暢想，“什么時候能有自己的一套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過日子？”

　　翻不過去的“孩子”山

　　在三個子女之中，馬興壁一直覺得自己愧對兒子。她能隱約感覺到，馬昆內心深處隱藏著一種抵觸力量——對于她未能盡到母親責任的抱怨。這不僅因為馬昆在新疆出生時，自己沒有足夠的奶水，甚至連奶粉也買不到，只能用開水吊著，還在于兒子在成長過程中留下的終身遺憾。

　　差不多每天早上起來，馬昆都會看鏡子里的自己，精心梳理好自己的頭發，以掩蓋住他額頭上那塊可怖的傷疤。那是他在保育院期間，不慎摔倒在烤火盆中留下的。這道傷疤就像一道印記，時刻提醒著他不愉快的記憶。八一學校的馬秋英老師，至今提起馬昆還會心驚肉跳。在他小學三年級時，一次下課休息，他一個人爬上9米高的禮堂頂上掏鳥蛋，不慎摔了下來。

　　馬興壁多年以后猜測，有過燒傷和瀕臨死亡經歷的馬昆，自信心可能受到很大的打擊。這種感受，很可能在他人生抉擇的關鍵當口，起到不好的作用。

　　馬昆從八一學校考上位于陜西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1985年畢業分配到拉薩的西藏高級人民法院。他在法院參了軍，復員后拒絕了母親“回法院工作”的要求，轉而在拉薩朋友的公司里打工，而這被母親視為“不務正業”。“我很頭疼處理這些人情世故，這樣比較自由”，他這樣解釋他的選擇。

　　在西藏呆了24年，馬昆的朋友中，藏族的占到60%。在他為自己生活圈子的親疏程度作出的排序中，在西藏和在八一學校的朋友、同學是最讓他感到親近的，兩個姐姐次之，最后才是母親。

　　比較之下，馬妮是與母親相處得最久的人。這個“乖乖女”聽從母親的安排，在北京的醫學院上完大學，回到阿里醫院。1983年，跟隨母親回到成都，并聽從母親的建議，跟當年八一學校的一個男同學結婚。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馬青都認為母親對姐姐有些偏心。現在想來，她認為這是因為與母親的溝通不夠。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除了在物質上的支持，其實在工作調動等人生大事上，母親在背后也幫著使了很多勁，“但她從來不跟我說。”

　　馬青在弟弟與母親和大姐之間扮演著“聯絡員”的角色，“可能因為自己與弟弟相處得更久的緣故吧，他聽我的話，不大聽母親和大姐的話。”

　　“她太‘馬列’了”，馬青評價母親。因此，年輕時在拉薩工作的她故意選擇了江蘇的男友，在拉薩最好的醫院工作11年后，與丈夫回到南通。但她也認識到，自己不愿與母親相處的原因，不外乎是一些生活瑣事造成的爭吵和挨揍，“也沒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也逐漸發現，母親在退休以后，那種不容違抗的權威感慢慢“軟”了下來。前幾年，母親少見地跟她解釋，“那個年代的大環境就是這樣，大家都是這么要求子女的”。隨著距離的拉開和年齡的增長，特別是做母親的經歷，讓她逐漸與母親和解，“其實她一直在以她的方式，默默地幫我把路鋪好。” ★

　　(感謝軍旅作家紀曉松提供采訪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