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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權史上的光輝篇章

　　——寫在“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之際

　　(一)在西藏漫長的歷史進程中，1959年的春天無疑是一個嶄新的起點。

　　那個春天，一場規模空前的廢奴運動席卷了這片古老的土地，民主改革的浪潮喚醒了百萬農奴。幾乎一夜之間，他們從“會說話的牲畜”，變成了有家、有業、有尊嚴的自由公民。拉薩街頭的乞丐，八廓街的鐵匠，三江流域的朗生、差巴，羌塘草原的貧苦牧民翻身解放，成了自己的主人。

　　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帶來百萬農奴的解放，結束了人類社會最后一個農奴制形態最完備、受壓迫人口最多的區域黑暗社會的統治，使人類社會再沒有面積過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過百萬的封建農奴制的區域社會。

　　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宣告政教合一制度的消亡，結束了人類社會最后一個延續時間最長、奉人神為圭臬的區域黑暗社會的統治，使世界東方再沒有面積過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過百萬的政教合一的區域社會。

　　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標志著“世界屋脊”人權事業的確立，結束了人類社會最后一個不知人權為何物、與世界文明進步格格不入的區域黑暗社會的統治，使新中國再沒有面積過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過百萬而毫無人權的區域社會。

　　(二)半個世紀過去，西藏的民主改革并沒有淡出人們的視野。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場民主改革，是與美國解放黑奴、歐洲廢奴運動和南非廢除種族制度比肩而立的偉大歷史事件，一切尊重歷史、認同人權的人們都會紀念它、頌揚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世界上一些人總愿意對所謂“西藏問題”大談特談，他們對西藏的歷史置若罔聞，對西藏的進步視而不見，希望把雪域文化封閉成“文明化石”，供人賞玩，甚至以“人權”為由質疑那場改變百萬農奴命運的民主改革。

　　沒有對比對照，就沒有歷史定論；沒有交流交鋒，也難有普遍共識。在中國人民迎來第一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之際，就讓我們把目光重新投向50年前的那段歷史，再一次確認民主改革在西藏發展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究竟處于怎樣的地位，進一步判斷280萬西藏人民是否有權利享受“解放”帶來的自由與幸福。

　　(三)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說過，“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

　　公正評價西藏的民主改革，討論50年前西藏農奴的解放，就要首先討論在1959年3月28日民主改革前，在西藏12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是否存在一個“人的世界”？“人的關系”又是如何？

　　“即使雪山變成酥油，也是被領主占有；就是河水變成牛奶，我們也喝不上一口。生命雖由父母所生，身體卻為官家占有。”這首舊西藏民歌描繪出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對農奴的自由和尊嚴的侵害，對農奴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的剝奪以及生活在這種制度下農奴的悲慘境遇。

　　十四世達賴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首領和西藏地方政府首腦，集政教大權于一身。占西藏總人口不足5%的農奴主占有著西藏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壟斷著西藏的物質精神財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西藏檔案館的史料清楚地記錄著，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把人分為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這就是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真實世界。在這個世界，統治者以法律之名確定了百萬農奴沒有“人”的尊嚴，沒有“人”的自由，沒有“人”的權利，甚至連“人”的名字都沒有，其命價只相當于一根草繩。廣大農奴被農奴主視為“生來卑賤者”，連起碼的生存權都無法保障，民主權利更是無從談起。

　　20世紀初到過拉薩的俄國人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書中寫道：“在拉薩，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貪圖別人的財產而受到懲罰的人，他們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從事乞討的盲人。其次，西藏還習慣于讓罪犯終生脖套圓形小木枷，腳戴鐐銬，流放到邊遠地區和送給貴族或各宗長官為奴。最重的處罰自然是死刑，辦法是將人沉入河中淹死(在拉薩如此)或從懸崖上拋下去(在日喀則如此)。”1955年，來自同一個國度的新聞記者奧夫欽尼科夫這樣描述：“在拉薩街頭，你會與沒有鼻孔、少了耳朵、缺了胳膊的人擦肩而過。而在中國其他地方并無這樣的刑罰，這是西藏所獨有的”。

　　這就是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真實世界。在這個世界，即使是當時“文明進步”的西方人也無法討論“人的關系”，因為這里的人民從來沒有被當作“人”對待，也從來不敢奢望“人”的一切。

　　1904年到過拉薩的英國隨軍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在其著作《拉薩真面目》中如此感嘆：人民還停留在中世紀的年代，不僅僅是在他們的政體、宗教方面，在他們的嚴厲懲罰、經受烈火與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我敢說，在世界歷史上頑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學面前是沒有先例的”。

　　毫無疑問，舊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森嚴的等級制度和人身奴役，殘酷的政治壓迫和刑罰，沉重的賦稅和壓榨，驚人的高利貸盤剝……構成了舊西藏制度的全部。雪域文明的獨特魅力與侵犯人權的殘忍行為形成鮮明的對比。加拿大藏學家譚·戈倫夫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一書中，冷靜而客觀地提醒世人，對1959年以前的西藏“無論想像力有多么豐富，西藏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決不是‘令人羨慕的’”。

　　從西藏自身的發展演進來看，西藏農奴的解放是歷史的必然。農奴制下的西藏社會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廣大農奴為擺脫絕境不斷發動請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裝反抗。舊西藏已經走到盡頭。曾任舊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指出：“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

　　從世界廢奴運動潮流來看，西藏農奴的解放同樣是歷史的必然。自14世紀以來，廢奴運動在世界各地狂飆突進。在許多國家廢除農奴制大踏步走向現代文明的一百多年之后，在全世界所有角落都以“奴隸制”為野蠻黑暗的代名詞之時，人類最后一塊主要的農奴制堡壘依然在世界屋脊上盤踞。倘若允許這樣的社會存在，不僅是對一個區域的人民人身權利的挑戰，也是對一切追求自由平等人們的挑戰，更是對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的挑戰。

　　廢除農奴制，把屬于“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身，還給百萬農奴，這是西藏各族人民渴望得到、也應該得到的“解放”。任何一個對自己的國民、對人類普遍信念負責的政府，都必須做出這樣的變革——廢除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把一個民族的發展帶入現代文明的軌道。

　　(四)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所帶來的“解放”，是幾百年來人類廢奴運動的繼續，也是20世紀人類廢奴運動史上的一個高潮。

　　農奴制是封建社會最殘酷的奴役形式，其典型形態產生于中世紀的歐洲。在這種制度下，封建領主從政治、法律、習俗上對農奴進行人身控制，勞動者的人性、人格、人權、人道受到摧殘，人的高貴價值淪為領主權和神權的祭品。

　　無論從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民主，還是人權的保障角度來審視，農奴制都是野蠻落后的社會制度。這樣一種制度是文明的恥辱，注定要被歷史拋棄。這就是為什么幾個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禁奴運動波濤洶涌，廢除奴隸制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偉大運動。

　　從1807年英國把在大英帝國境內販奴定為非法，到1833年英國宣布所有英國殖民地的奴隸制非法，再到法國1794年、1848年兩次廢除奴隸制……西方國家的前輩們，為鏟除奴隸制堅持不懈地奮斗著。美國總統林肯于1862年發表《解放黑奴宣言》，400多萬美國黑人從此走上了爭取自由與平等權利的道路。整個19世紀的100年里，廢奴運動此起彼伏，在不斷的斗爭甚至流血和炮火中，一個個國家告別了奴隸制。這樣的歷程雖然充滿血淚、艱辛無比，但所有尊重人權的人都會看到，這是一條通往正義的進步之路。

　　這條進步之路，同樣也將半個世紀前的中國西藏帶上了新的歷程。1959年3月10日，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西藏上層集團為保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永不改變，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武裝叛亂。從3月28日開始，中央政府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廢除了極端腐朽、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完成了西藏歷史上劃時代的深刻變革，開創了西藏歷史的新紀元。

　　通過民主改革，西藏廢除了封建農奴制的壓迫和剝削，解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實行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農奴和奴隸成為土地的主人；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實行了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保障了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讓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獲得了生存權和發展權。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西藏的民主改革，都可以和美國廢除奴隸制同樣堪稱世界人權進步的重要里程碑，而其在廢奴的徹底性方面又超過了其他國家。與歐美各國的廢奴運動相比，也唯有中國西藏采取的是民主改革的途徑，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了百萬農奴的自由和解放，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創舉。

　　今天，當人們從更為寬闊的視野看待西藏民主改革，會更深刻地體會到，人類社會形態的演進，不論其具體進程如何，都是客觀規律的體現。民主改革是西藏社會進步的必然，是中國人權事業全面發展的必然，也是世界文明進步總趨勢在一個區域社會的必然。

　　這樣的必然，加深了人們對農奴制的認識，促使人們將人類文明的內涵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只有摧毀那些桎梏人生存和發展的制度，把人的解放上升為社會的解放，才能使個人獲得自我解放的社會保障。

　　這是幾百年來廢奴運動的結論，也是整個文明社會的共識：農奴制摧殘人性，背離人道，剝奪人權，它是人類社會黑暗的一頁，也是永遠不能再翻回的一頁。

　　(五)作為一場順應時代潮流的社會變革，西藏民主改革從一開始就得到了世界的廣泛認同。

　　1959年，73歲的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來到西藏，她在《西藏農奴站起來》一書中寫道：“饑餓將很快結束……人們的穿衣和住房也會得到發展，即使沒有鐵路，趨勢也是如此……西藏人終于獲得了自由！”

　　西藏的民主改革，更以其50年的深刻影響在“世界屋脊”鐫刻下舉世矚目的進步。2008年實地考察過西藏人權的烏克蘭議會人權最高代表尼娜·卡爾帕喬娃女士說，“毫無疑問，中國的革命給西藏人民帶來了全面的人權。”

　　給農奴以自由，還社會以公平，給西藏以希望。民主改革以來，西藏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為西藏人民獲得空前未有的廣泛的人權提供了有力保障——

　　西藏總人口由1959年的122.8萬人增加到2008年的287.08萬人，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占95%以上，人均預期壽命由35.5歲增加到67歲。

　　傳統民族文化得到保護和弘揚，藏文成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第一個具有國際標準的文字。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宗教活動多種多樣，宗教節日頻繁舉行。

　　舊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文盲率高達95%。2008年西藏已全部實現義務教育，基本掃除文盲。

　　西藏人民平等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自主管理本地區和本民族事務。目前，在自治區各級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所占的比例都在80%以上，公務員隊伍的78%以上為藏族……

　　古希臘哲學家西塞羅說，“不為全體人類所共有的權利絕不是什么權利”。一個社會是先進還是落后，一個制度是文明還是愚昧，要看其是否造福于大多數人，是否最大程度地維護了大多數人的權益。半個世紀的西藏當代史證明，沒有民主改革，就沒有占西藏人口95%的廣大勞動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沒有西藏人權事業的巨大進步，也就沒有西藏人民的全面發展。

　　百年來，世界廢奴運動的核心，就是解放、確認并保護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推動人的全面發展。也正因為此，廢奴運動才為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充足的動力。歐洲是在廢除農奴制的歷程中，推動了資產階級革命，獲得了現在的文明和進步。美國也是在廢除了奴隸制度之后，得到了真正的統一和發展，有了今天的繁榮和強大。同樣，西藏以“50年跨越千年”的巨變，百萬農奴用自己“回到人間”的經歷，見證著民主改革帶來的解放，是如何改變了西藏的歷史和未來，在世界屋脊上劃出一個野蠻與文明、落后與進步的分水嶺，推動著一個文明和諧、充滿活力的新中國的成長。

　　這是我們評價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標準。我們贊揚美國為了解放黑奴，打了仗，流了血，我們肯定歐洲為了廢奴奮斗了幾百年，正是因為這種制度踐踏了人類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如果我們用的是同一個衡量標準、同一個價值判斷，那么，對于西藏的民主改革，就理應得出同樣的結論——中國解放百萬農奴，不僅是對自己國家的偉大貢獻，也是對世界人權事業的偉大貢獻，是對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偉大貢獻。

　　(六)阻礙社會發展、扼殺大多數人自由尊嚴的農奴制是野蠻落后的代名詞，呼喚進步文明的廢奴運動成為“歷史性變革”，這是舉世公認的定論。

　　“啟蒙的燈塔”、“新的紀元”、“偉大的解放”……歐美國家的社會精英不約而同地用最美麗的詞匯描述本國的廢奴運動，將發起廢奴運動的領袖尊為“民族的驕傲”、“歷史的功臣”，世代傳頌。

　　然而，對于發生在50年前的西藏民主改革，對于同樣是廢除殘酷黑暗農奴制的那場革命，卻總有一些聲音令人遺憾、使人費解、讓人震驚。

　　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的一些人至今沒有擺脫關于西藏的東方主義幻覺。那些對自己的社會和現代世界絕望的人們，那些萬分迷戀雪域高原獨特文化的人們，希望在西藏的想象中找到靈魂的安慰。他們把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想象為“完全浪漫”、“享有充分自由”、世外桃源式的“香格里拉”，甚至認為，舊西藏“清凈美妙”、“無需解放”。他們留戀并不存在的幻覺，卻未曾想過，這種幻覺，不但扭曲了西藏的歷史和現實，也傷害了廣大西藏人民的神圣權利，傷害了所有正在張開雙臂擁抱世界的中國人。

　　也有這樣一些人，因為各種利益和目的，不斷在國際上提出所謂“西藏問題”。他們漠視西藏百萬農奴的翻身解放，無視西藏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對西藏以廢奴制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改革妄加評判。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達賴集團和西方一些國際勢力的鼓噪從未停息。

　　這確實是極具諷刺意味的一幕。將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總代表十四世達賴奉為“人權衛士”、“和平使者”、“精神領袖”，聽其造謠，任其表演；將廢除封建農奴制、解放百萬農奴的中國政府指責為“侵犯人權”，無端攻訐，無理撻伐。這是十分荒謬的，也是發人深思的。

　　曾經高高在上的達賴集團，在某些勢力的支持下，不斷“關切”西藏的“自由”和“人權”，把農奴主對農奴的殘酷壓榨美化成西藏的文化特色，進而提出“真正自治”的主張，開出“中間道路”的藥方，其目的不言自明——無非是想維護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及其特權“永遠不變”，打著“人權”的旗號分裂中國。

　　只是，一個基本的現實是，今天的歐洲，不可能再回到500多年前的中世紀歐洲；今天的美國，不可能回到南北戰爭前的美國；同樣，今天的西藏，也不可能再回到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舊西藏。

　　就像一位海外藏族學者所說，西藏必須從西方人的想象和“香格里拉”的神話中解放出來，否則不會有真正的進步；西藏必須從達賴喇嘛謀取“藏獨”的野心和一些國家“遏制中國”的夢想中掙脫出來，否則不會有更好的未來。

　　(七)3月28日，中國人民將迎來第一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像世界上很多告別農奴制的國家一樣，包括280萬西藏同胞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擁有了一個可以銘記歷史變革、慶祝社會進步的節日。

　　2005年，美國決定在弗吉尼亞州建立第一座奴隸制歷史博物館；2006年5月10日，法國總統希拉克在巴黎盧森堡公園主持儀式，慶祝法國廢除奴隸制，并將每年5月10日確定為紀念日；2007年8月23日，英國“奴隸之港”利物浦紀念廢奴200周年；2008年7月29日，美國國會首次為曾實施奴隸制正式道歉；聯合國也將每年的12月1日確定為“國際廢奴日”……這些都說明，盡管人類已經翻過奴隸制歷史一頁，但這段歷史依然是人類不堪回首的共同記憶。

　　今天，當美國人滿懷敬仰紀念林肯總統的誕辰日，當法國人制定節日紀念廢奴運動，當英國人在“奴隸之港”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不應該忘記，在世界屋脊的中國西藏，昔日的農奴和他們的后代也有了這樣的紀念日，他們對50年前開始的那場民主改革懷著同樣的感激心情。

　　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終究會凝聚為一個民族的堅定信念，熔鑄為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從而幫助人們更好地正視現在、走向未來。沒有對歷史的深刻體會，沒有對西藏民主改革歷史方位的準確把握，就無法充分認識這場偉大革命對西藏、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巨大意義，無法對西藏發展規律做出科學的判斷，也無法理解西藏人民50年不變的堅定選擇。

　　“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的發展”。西藏的民主改革讓西藏人民的人權事業有了一個偉大的開始。正如追求人的全面發展是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西藏的人權事業，同樣也要在歷史的基礎上，在現實的推進中，在整個中國人權事業的共同進步中，不斷地豐富完善，不斷地向前發展。

　　(八)維克多·雨果曾說：“開展紀念日活動，如同點燃一支火炬。” 紀念日的意義，在于它能像火炬一樣照亮過去和未來。

　　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中國人民比任何時候都堅信《世界人權宣言》的理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是時代的潮流所向，也是文明的價值所系。

　　我們紀念百萬農奴的解放，祝福雪域高原的未來。(任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