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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8日，67歲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客中國政府網，與網民在線交流長達兩個多小時，獲得近30萬個提問。隨后開幕的人大和政協“兩會”第一次聯手國內十大新聞網站推出“網絡訪談室”，邀請代表與網民在線交流，在普通公民與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之間搭起了溝通的新橋梁，成為公民政治參與的新通道。

　　2008年，被稱為中國的“網絡監督年”，2009年伊始，“網絡問政”就達到了全新的高度，新一輪的網絡問政熱潮中，兩個特點值得關注，一是問政方式的變化，總理網聊、網友當選人大代表、網友調查委員會參與“躲貓貓”調查，網民紛紛走上前臺，對于公共事件的參與不僅僅停留在虛擬世界。

　　另一個則是問政渠道的變革，新華網、人民網、中國網、央視網，四大官方網站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改頭換面，全力打造新的四大門戶，加上傳統的新浪、搜狐、網易、騰訊四大商業門戶網站，網絡輿論領導權的爭奪與控制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網民之重

　　從互聯網在中國出現開始，凝結民意的功能就已經實現，但是，10多年的發展，除了網民數量的增長，網絡民意如何現實化，卻始終沒有實質性的突破，網絡民意在絕大多數時候還僅僅停留在圖一時嘴巴快活的階段。

　　2002年2月，當年全國“兩會”前夕，人民網第一次啟動了“您最關注的兩會熱點問題”網上調查，這是可查的最早的針對政治議題的開放式網絡民意調查，從那之后，諸如“我向總理提問題”此類的政治參與性網絡互動遍布各大商業和官方網站，此外，從國家主席胡錦濤以降，各級官員到網絡直播室與網友互動聊天的行為也漸漸成為常態，但這些政治參與幾乎都停留至此，并沒有下文。

　　從這個角度而言，2009年的云南“躲貓貓”事件和洛陽論壇版主當選人大代表，可以稱為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具備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在地方政府的推動下，網民第一次有機會跳出網絡，走上前臺，不再只是逞一時口舌之快，而能參與具體的公共事務。

　　“躲貓貓”事件中，網友調查團名不正、言不順的“司法調查”最終以不了了之結束，版主當選人大代表，對于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也同樣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推動。如何運用新技術，實現良性的政治參與，顯然還沒有找到一條清晰的道路，但這至少證明尋找出路的努力已經開始。

　　兩起事件的背后推手都是地方政府官員，這也說明，只要高層的意圖明確，那么基層官員并不缺乏革新的沖動，總有一些體制內的官員試圖改革現有決策和監督機制的積弊。而對于執政黨高層而言，在可控范圍內的網絡民主并不是一個危及執政基礎的洪水猛獸，反而是舒緩民間矛盾和情緒以及加強對基層官員監督的極佳途徑，成本低、效果好，對于那些已經日常化了的基層官員腐敗行為，網絡反腐敗，往往比紀委、司法等等繁瑣的體制內監督機制更加有效。

　　因此，最高層對于互聯網的態度明確化始自 2003年。“非典”期間，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第一次透露，他們也曾親自上網，了解輿情；2004年9月舉行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在黨的報告中指出，“要高度重視互聯網等新型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影響”，為此，在傳統內參報告以外，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一局信息處開始定期編輯《互聯網信息摘要》，報送國務院領導，能夠進入執政黨非常倚重的內參報告信息渠道，也標志著互聯網對于中國政治生態產生了實質的作用。

　　到2008年6月，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上網聊天，2009年2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網聊更加深入，涉及話題不僅包括金融危機、防止腐敗、就業住房，也包括“劍橋扔鞋事件”、“吃菜做飯”、“打球鍛煉”等。

　　到今天，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有接近一半的省委書記或者省長都有過與網友交流的經歷，各地各級官員通過網絡與公眾溝通的次數已超過百次，逐漸成為了常態。

　　管制之近

　　在2008年新媒體高峰論壇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絡局副局長彭波曾說：“對汶川地震的報道，標志著網絡媒體正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媒體。”在不少互聯網新聞業從業者看來，這是一個具有標志意義的表述，意味著新聞網站在中國新聞業中地位的確立。

　　但是，伴隨著政治地位的確立而來的是管制。對于互聯網新聞業的發展，管理者正在采取的措施是“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一邊是最高級領導對于網絡地位的推崇，強化了網絡的地位，另一方面，對于網絡的管理、篩選同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經過5年多的不斷篩選和淘汰，目前中國互聯網新聞業的格局基本可分為四大國有門戶：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央視網，以及四大商業門戶：新浪、搜狐、騰訊、網易。在新一輪的互聯網新聞業大發展中，同為門戶網站定位，兩種類型可謂各有優劣。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網跟網友交流時，第一句話就特意強調，人民網是必上的網站之一。最高領導人如此鮮明的支持無疑是這類網站發展最大的優勢，而另一方面，在內容制作方式上，這些網站同樣在進行全方位的革新，如今的人民網、新華網等網站已經拋棄了板著面孔的黨媒形象，越來越接近商業網站，同樣以流量和人氣為網站內容制作的第一訴求，而且，擁有采訪權，可以提供原創的政治資訊和參政互動。

　　對于新浪、搜狐等商業門戶網站而言，最大的困難在于缺乏采訪權，還僅僅是信息轉載的平臺。但是，與四大國有門戶網站雖然具備強大的內容生產力，卻受制于固有體制限制，缺乏人氣的現狀相比，這類網站的編輯們在多年殘酷的競爭中，深諳網友興趣，坐擁龐大的點擊率和超高的人氣，掌握著網絡新聞領域事實的話語權。

　　“對于我們而言，最大的壓力還是源自于同為商業門戶網站的競爭。”騰訊網新聞中心總監李玉霄說，騰訊網具備的優勢是先進的技術平臺和龐大的流量，這正是國家重點扶植的四大國有門戶網站目前所欠缺的，因此雙方更多的是合作關系。

　　今天的互聯網新聞業面臨的環境，與上世紀90年代，傳統媒體所經歷過的劇烈變革的歷史情境何其相似，那一波以迎合讀者需求為第一要義的市場化報刊的迅速崛起，迅速取代了傳統的黨媒，掌握了部分實質性的輿論領導權。

　　對于管理者而言，近年來的一系列舉動可以看出，在應對新媒體的策略上，早已吸取了傳統媒體管制方式的經驗和教訓，當年嚴格聽命于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黨報系列紛紛喪失了實質的輿論領導權，這讓輿論的控制變得艱難起來，但至少那一波市場化的媒體基本都是脫胎于黨報黨刊的母體，還在可控范圍內。如果更加開放的網絡媒體走到了那一步，則將變得不可收拾，管理者對此可以說是洞若觀火。也因此，培育既具備市場活力、超高人氣，又“聽話”的新媒體，爭奪輿論的領導權，顯然被政府看作是管理互聯網新聞業的現實路徑。

　　民主之遠

　　對于成熟的民主國家而言，互聯網新聞業的變革，更多的只是新聞業內部的事情，但對于中國卻遠非如此，網絡帶來的自由感和平等感，使人們把網絡與民主的社會理想聯系在了一起，尤其是對于中國而言，新技術會不會成為一個影響中國政治體制變革的最大變量因素？人們對此一直抱以期待。

　　在任何一個通向成熟民主制度國家的歷史上，都沒有網絡這種新技術因素的出現，而中國則剛好碰上了。不管對于從業者和管理者，還是對于執政黨和公眾而言，這都是全新的命題，互聯網為信息、辯論創造了新的公共領域和空間，它既包括鼓勵民主的潛在行為，同時也為新的操縱、社會控制和傳統地位的鞏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未來學家托夫勒說，技術和科學不是獨立的可變因素，它們是某個社會體系和某個文化體系的組成部分。網絡只是一種實現民主的技術手段，是中性的，它可以為不同的目的服務，但本身不提供價值判斷和導向作用，技術的進步與人類文明的進步不是相對等的，技術并不能自行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

　　民主的復興要求一種民主的媒介政治的產生。美國學者道格拉斯·凱爾納說，民主的媒介政治具有雙重策略，首先，它試圖將現存媒介民主化，以使得它們更快地對公共利益作出反應。另一種則是從已經建立的媒介系統外部來發展對立媒介，并對主流媒介加以替代。

　　就中國的具體情境而言，將網民推到公共事務的前臺和政治生活的現實舞臺上，遠遠沒有打造一個更加民主的網絡舞臺重要。但是，現存媒介的民主化仍然無法預期，而新媒介的民主化，似乎也不是坦途。未來的幾年，對于傳統媒介進行控制的同時，新媒介的控制如何進行，是一個系統工程。盡管如今，似乎還看不出什么系統性，像目前這樣大規模的低俗網站整治之風，是第一次，絕不會是最后一次。

　　互聯網新聞業需要規范管理，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管制互聯網，天生的具有兩層內涵，一涉及言論自由，二則是整治低俗之風，在具體的操作中，這二者之間的界限往往是模糊而游移的。

　　從10多年前嶄露頭角開始，中國的互聯網新聞業就被寄托了太多政治變革的理想，隨著一年一度網絡媒體對于“兩會”等政治事務的參與，這樣的政治理想被愈加宣揚，但不管是傳統的官方網站還是商業網站，究竟能夠承載多大的政治理想，始終是個讓人無法樂觀的命題。

　　在被問及網站未來5年的發展戰略時，李玉霄說：“沒有哪一個網絡公司會做5年規劃，因為這個行業變化和發展得實在太快。”技術的飛速進步和政策的變化，讓這個行業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但也許正是這種無法被人為掌控的速度，將為中國社會的進步帶來新的變量因素。(田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