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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信徒奉為“尊者”的達賴喇嘛近日在印度北部小鎮達蘭薩拉舉行的所謂“‘3•10’50周年紀念集會”上發表演講，聲稱50年前的拉薩叛亂是“藏人被逼無奈”后的“和平抗暴”。但他當時親筆書寫的三封信件卻無聲地揭露了所謂“和平抗暴”的歷史真相。

　　根據已公開的歷史資料，在1959年3月10日拉薩發生叛亂后，達賴喇嘛分別于11日、12日、16日向中共駐藏軍隊負責人寫信，明確反對叛亂，并表示要努力幫助恢復秩序。達賴喇嘛當年對叛亂的理解與他今天所持的態度截然不同。

　　史料記載，1959年2月7日，達賴喇嘛主動向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提出要觀看西藏軍區文工團演出的要求，并希望中共予以安排。據曾經參加拉薩叛亂的四品僧官土登丹巴援引達賴喇嘛在3月14日向叛亂分子講話的內容說，達賴喇嘛承認“關于看戲的事是自己和中央官員談的，并未經過其他人”。

　　3月9日，達賴通告全體噶倫(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員)，演出的時間為3月10日。當夜，一些叛亂分子抓住這個機會制造謊言，說軍區要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次日清晨，叛亂分子脅迫2000多人去達賴喇嘛在拉薩的住所羅布林卡，散布謠言，呼喊“藏獨”口號。

　　達賴喇嘛在“流亡政府”官方網站上，已將他曾經定性的“壞分子們”和“反動集團”隱去，把1959年3月10日發生的叛亂描述為“成千上萬名藏人在羅布林卡舉行集會，阻止‘尊者’前往參加位于拉薩城內的西藏軍區禮堂的演出。藏人抗暴由此在拉薩拉開序幕。”

　　事實上，從1959年3月10日至16日，達賴喇嘛與時任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一直有通信往來。中國政府在叛亂發生3周內公開了這些來往信件。

　　達賴喇嘛與中共軍方代表通信之事后來也被印度總理尼赫魯證實。法新社和印度報業托拉斯曾分別報道，尼赫魯總理在1959年4月24日會見達賴喇嘛后說，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寫信確有其事。

　　在致譚冠三的第一封信中，達賴喇嘛說：“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于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隨其后，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計較，送來的信(這是指譚冠三10日致達賴喇嘛的信)出現在我眼前時，頓時感到無限的興奮。”

　　在這封信中，達賴喇嘛明確表示當時叛亂的實質為“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并向譚冠三表示“對此我正設法平息”。

　　在從譚冠三的回信中獲悉反動分子在國防公路沿線(羅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機槍和武裝反動分子的情況后，達賴喇嘛于3月12日寫了第二封信，其中提到：“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使我無限憂傷。”

　　達賴喇嘛同時在信中說：“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

　　針對叛亂分子3月10日至11日的公開軍事挑釁，達賴喇嘛承認是“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制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事件”，并再次承諾“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

　　在達賴喇嘛逃離拉薩前的3月16日夜，他派人轉交譚冠三第三封信。從信中內容判斷，此時的達賴喇嘛似乎還在盡心斡旋以平息事態。他在信里說：“現在此間內外的情況雖然仍很難處理，但我正在用巧妙的辦法，在政府官員中從內部劃分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限。”

　　他還說：“一旦幾天以后，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以后，將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而3月17日晚間，達賴喇嘛卻與其貼身隨員一起，喬裝改扮，趁著夜色逃離拉薩。

　　對于上述公開發表的信件，達賴在其自傳中聲稱，他給譚冠三的信，目的在于“盡一切可能爭取時間”。他還說：“故意不告訴他們我的住處位置，希望借此再拖延一陣子。”與此同時，達賴喇嘛糾集隨從心腹，在羅布林卡“討論逃亡的方法，一邊決定逃亡的成員”。

　　藏傳佛教信徒戒律很多，從基礎的五戒到比丘戒的250條，戒律嚴格程度依信徒的層次而定。藏傳佛教信徒最起碼信守的是：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撒謊)。

　　半個世紀前，達賴喇嘛的“緩兵之計”讓他爭取了時間逃離拉薩，但卻不經意中違反了佛教徒的基本戒律。(記者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