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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市正式啟動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在這個改革方案中，調整優化涉及19個部門。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也得到了較大精簡和規范，市政府共減少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27個，精簡比例達32.5%。

　　這次改革有一個特點，北京市并沒有完全對接中央的大部制改革，而是根據北京市的自身特點裁撤并設立了有關機構，大有“因地制宜”之意。

　　由于時代發展，執政者要想適應經濟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就必須對上層建筑加以修整。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幾乎每隔幾年我國便有一次機構改革。機構改革具有很多種經驗和教訓，但有一點已經被多次的教訓所證明：以精簡人數為惟一導向的機構改革往往難以維持最終奏效。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所進行的“精兵簡政”，都只維持了一定時期，隨著改革推進，“精簡”的目標被逐步忘卻，政府機構再次得到膨脹。這被人稱之為機構改革的“黃宗羲定律”。北京市本次的機構改革應當說汲取了以往的教訓，比如，根據北京服務業發展的情況，設置了“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又按照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組建了“金融工作局”，這些都是因事設位，可以算作是對“機構改革就是減人”導向的一次微調。

　　我們以前一直在講“小政府、大社會”，其實政府關鍵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有沒有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機構安排機制。只要是公共服務所必須設置的，機構再多也是理所當然。以環保而論，“奧運效應”在環境方面給北京人留下美好印象，各界有多方面繼續保持北京環保質量的吁請。回應這種吁請，將環境保護局由市政府直屬機構調整為市政府組成部門，可以加強環保部門的權威性，對打造綠色北京具有助推作用。同樣，知識產權局也當擁有更多實權，才能符合技術知識密集型城市的定位要求。

　　一般而言，解決機構改革的導向問題，僅有理念是不夠的。機構改革通常都會涉及權力和利益的調整分配，一旦在某個環節處理不當，容易引起利益沖突。這種利益沖突可大可小，但很容易成為改革不斷往復的隱患，在某個特定時機找個理由又改名換姓，重出江湖。

　　新的機構能否正常有效地運行，在未來還需要看相關部門的利益關系有沒有真正理順。理順利益關系，要害是解決利益安排的機制問題。這個機制的核心應當明確是公共服務的需求�；�于民生，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應該作為機構改革是否成功的關鍵標準。在這個問題上，有直接利益關聯的民眾最有發言權。民意和民生是基本統一的，民眾天然地會維護自身的公共利益。因此，應該引入民意的評判，讓其成為機構改革的導向。

　　所以，北京本次機構改革是一個不錯的開端，但我們不能僅僅把重點落在具有北京特色的部門的整合上，未來還有更多的使命考驗著新的機構以及新機構里的每一個公務員。（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