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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救濟途徑作保障，權利難以實現，即無救濟就無權利。”在正召開的政協云南省第十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省政協委員、云南劉胡樂律師事務所律師萬立指出，新《律師法》規定過于籠統，對律師的很多權利如會見權、調查取證權等僅僅作出了一般性的權利宣示，缺乏關于律師權利受到侵害時救濟途徑的規定。在沒有與新《律師法》相配套的實施細則的情況下，救濟途徑的缺失導致新《律師法》的規定操作性不強，難以切實保護律師的合法權益。加之新《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不一致，給新《律師法》的實施帶來困難。

　　萬立在向大會提交的一份《關于進一步改善律師執業環境的建議》中指出，目前律師的執業環境仍不容樂觀，新《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在實踐中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律師的執業權利被過多限制、律師缺乏基本的執業安全保障等現象突出。“不少人甚至一些領導都認為律師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鉆法律空子、找麻煩的群體，對律師的正常執業活動存有戒心，沒有將律師定位為法律工作者。這種思想觀念上的錯誤，導致律師執業環境惡劣，不僅影響律師作用的正常發揮，更嚴重影響了法治社會的構建。”他說。

　　無論是自身經歷還是通過調查走訪，萬立發現，會見難、調查取證難、閱卷難的律師執業“三難”，仍然是目前律師們共同的煩惱。

　　“雖然新《律師法》規定，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并不被監聽，不再需要經過司法機關批準，但事實是，有關部門還在執行他們自己原來的規定：即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要由公安機關對律師審查合格后方可會見；或者辦案機關雖然答復會見不用申請，但當律師到看守所要求會見時，看守所又以沒有接到通知或者沒有審批手續為由不安排律師會見。更有個別辦案機關不講任何理由，就是不準律師會見。”他說：“‘會見難’之難不在于法律的規定，難在具體司法機關對法律的執行上，難在他們所謂的內部審批程序和手續上，更主要還是難在執法人員的法律信仰上。”

　　萬立表示，新《律師法》雖然確定律師調查取證時不再需要經過“有關單位和個人的同意”，卻沒有對有關單位和個人不配合律師調查的處理作出相應規定，導致律師調查取證時證人不配合的情況依然十分普遍；并且在刑事案件中，一旦律師獲取了某些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就必然會與偵查機關的“利益”發生沖突，公安、檢察機關就有可能錯誤地動用《刑法》中的規定，追究律師的刑事責任，從而將辯護律師推向被追訴的深淵。

　　此外，新《律師法》規定律師的閱卷權可以提前到審查起訴階段，并規定律師在審判階段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包括偵查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內部工作上的一些材料。之前，律師是不可以看內部材料的，閱卷權一般也僅能在審判階段才能行使。現在雖然有了法律的保障，但在相關部門工作人員的觀念尚未轉變之前，律師們感到“這條規定執行困難”。

　　令人擔憂的是，法律與制度的保障不力和相關部門缺乏對律師的保護意識，致使公然侵犯律師人身權利的事件時有發生。云南省2008年就發生了多起律師在法庭上被對方當事人毆打致傷的惡性事件；同時，相關執法部門侵犯律師人身權利的案件亦屢見不鮮，律師因執業而涉嫌犯罪被捕和受行政處罰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眾多的現實案例表明，律師的人身權利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律師在執業過程中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加大了律師的執業風險，其直接后果是導致當事人得不到良好的法律服務，合法權益無法保障，法律的公平與正義難以實現。(記者 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