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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的廣州火車站、汽車站，都在高負荷地運載大量農民工回鄉，而這個浩大的工程今年來得特別早。“四川返鄉農民工突破百萬，災區面臨就業困境”，這樣的報道在春節前不時見諸報端。

　　春節來臨前的一個月，掛靠在華中科技大學社會系的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支調查隊伍深入到貴州、湖南等地的農村。這支調查隊由賀雪峰教授帶隊，一行15人，駐扎農村半個月，記錄了返鄉農民工目前的生活狀態。

　　農民返鄉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究竟有多深？回鄉后他們做些什么？當地政府提供了怎樣的政策支持？來年他們的生活和前途又將如何？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觀。”賀雪峰說。

　　賀教授帶隊的這次調查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民工返鄉”后的農村。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觀。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包括中國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國具有與西方國家及其他任何國家都完全不同的應對危機的機制與能力。

　　貴州，湄潭縣，某村。

　　李家院子里，一個滿臉稚氣、20出頭、穿著時髦的小媳婦，一邊哄著懷里的孩子，一邊不斷翹首張望，聽到外面有點響動就出來探探。

　　小媳婦打工時認識現在的丈夫，李家院子未來的主人，兩人很快回家辦了酒席，生了孩子。因為廠里不景氣，夫妻倆在春節來臨前，早早卷起鋪蓋回了家。

　　小媳婦雖然跟丈夫回了家，卻一天也沒有停止過自己的“打工夢”。小媳婦的丈夫從城里回來后，就跟著父親在縣里做電工，“學個一技之長，將來也不會沒飯吃”，而習慣了城市生活的她，打心底認為婚姻阻斷了她由來已久的夢，她也不止一次提出離婚。

　　春節的臨近，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輕人陸陸續續回來了。平時不大跟長輩、鄰里交往的小媳婦，對誰家有打工返鄉的消息卻特別靈，一有空就“奔”過去湊熱鬧了。

　　李家是村里的大戶，到這輩卻是單傳，兩公婆決心要把兒子留在身邊，所以對小媳婦也百般順從，萬般討好，“不然她早就走人了”。然而，小媳婦的心如磐石，“一定要出去打工”。

　　此時此刻，同村的小嫂子阿英卻心情迥異。

　　當年在廣東打工時，阿英的“日子過得很瀟灑”：經常變換工作，有錢就花，還“耍”過不少男朋友。已經是兩個孩子她媽的阿英，今年34歲，去年回家后，她與老實巴交的丈夫兩人，安心種起了一畝五分田。說起打工，她心里已泛不起半點漣漪。“一方面，這個年齡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小女孩、小伙子比較好找；另一方面家里也需要照顧，有老人和小孩，而且在農村比較自在，想做的時候就做，想趕場(趕集)的時候就去趕場”，她長嘆一口氣，“我已經經不起折騰了”。

　　這是發生在2009年新年前，貴州農村最為常見的一幕，同時也是發生在廣大中國農村，返鄉農民工較為普遍的場景。

　　1月13日晚，從貴州返回武漢的火車上，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調查小組仍在繾綣思索，帶隊的教授賀雪峰長長舒了一口氣，“農民工返鄉”的情況，比“我們調查小組之前預想的有些不同”。他們一行15人的調查隊伍，駐扎貴州、湖南農村半個月——他所在的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對這次的調查煞費心思。

　　大量農民工提前返鄉

　　記者：調查小組所到的農村是什么樣的狀況？

　　賀雪峰：2009年元旦后不久，我們到了貴州湄潭縣聚合村，進行了半個月的駐村調查。

　　聚合村是一個典型的漢族村莊，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約一畝耕地，是取消農業稅后，由之前三個行政村合并而成。我們剛到村莊時，全村已有200多農民工返鄉。在我們調查的半個月時間里，每天都有10～20個農民工返鄉，到我們離開聚合村時，全村2000個外出務工村民中，已有600人返回村中，而在往年，春節前的半個月才是農民工開始返鄉的時間。

　　聚合村大量農民工返鄉與金融危機有關。幾乎每個被訪談的村民都會與我們談起金融危機，并事事與金融危機聯系起來。從訪談返鄉農民工情況得知，聚合村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大體有三種類型：一是工廠倒閉，春節臨近，農民工不再新找工作，而是先回家鄉過完春節，再作打算；二是工廠訂貨不足，開工不滿，之前需要加班生產以供出口的季節，現在變成淡季，農民工因為沒有加班，報酬不高，不如請假回鄉過個好春節，工廠也樂意農民工請假；三是到山西挖煤的農民工，因為山西煤窯秩序整理而停礦數月，他們正在等待煤窯重新開放。

　　記者：現在最為擔心的是大量農民工返鄉后無法就業，形成社會上不穩定因素，您怎么看？

　　賀雪峰：從目前的情況看，金融危機遠未見底，2009年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隨著更加多工廠的倒閉與開工不足，可能有更多農民工失業，而不得不返鄉。聚合村有2000個村民在外務工，村支書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大量農民工返鄉，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沒有了。更嚴重的是，長期外出務工的農民很難適應農村的環境，他們在外務工形成了高消費的習慣，回到村莊，收入來源沒有了，而消費習慣卻難以改變，一旦打工積蓄的那點錢花完，他們就可能偷盜搶劫。那個時候，農村的社會治安與秩序可能更加嚴重。

　　與聚合村支書擔憂相似的是，很多專家學者擔心，金融危機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大量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鄉，他們守在城市卻又無業，就可能帶來社會治安與秩序問題。

　　也就是說，金融危機導致就業減少，不僅可能帶來農村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而且可能帶來城市社會問題。

　　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學家計算，中國在2009年最低必須要保持8%的經濟增長率，不然中國的就業不足就可能帶來一場災難。也因此，國家一方面擴大投資，一方面鼓勵內需。甚至有意見說，現在愛國的最主要表現就是增加消費，多花錢。

　　記者：農民返鄉后，他們靠什么生活？

　　賀雪峰：最近幾年，中國農村取消農業稅的改革和新農村建設的成果(尤其是農村基礎設施的普遍改善)，使返鄉農民發現，家鄉的生活也還不錯，較之前想象的落后其實不同。而按戶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個回來的人都至少能夠通過從土里“抱食”來解決溫飽問題。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有了歸屬，有了生存下去的最低底線。

　　所以，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觀。要理解金融危機對就業的影響，我們還必須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討論金融危機影響農民工就業的機制，我們必須討論農民工返鄉的邏輯。

　　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包括中國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國具有與西方國家及其他任何國家都完全不同的應對危機的機制與能力。

　　記者：農民工的返鄉，對農村建設、內需拉動有什么作用？

　　賀雪峰：有經濟學家說，中國只有通過拉動內需，保持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才能達到最底線的就業，從而保持社會穩定。顯然，這些經濟學家并不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中國特色的機制，更不理解農民工返鄉的邏輯，而是坐在家里想當然。

　　與拉動內需保增長的結論相反，我們在農村調查看到及擔憂的是，若農民將多年外出務工經商賺的錢用于消費，而非生產性投資，則這些以青春為代價賺取收入的農民，在花光自己的積蓄以后，卻并無再獲得收入的能力，他們后面的人生日子將會極其難過，因為他們年齡大了，不再有外出務工賺錢的能力。刺激農民消費的意見是錯誤的。鼓動農民消費，說愛國主義就是消費的觀點，是荒唐的。

　　大部分青年農民工比較樂觀

　　記者：金融危機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賀雪峰：這正是我們一個有趣的發現，大部分青年農民工的情緒都比較樂觀。

　　我們訪問了20多位返鄉農民工，超過35歲的返鄉農民工，他們對春節后是否再外出務工，大都猶豫不定，因為他們對外出能否找到工作的信心不足。這些已婚的年齡偏大的村民，也往往是首先被工廠裁員的。相反，聚合村20歲左右的年輕的農民工，都確定無疑地計劃春節后即外出務工，他們相信可以找到工作，并且不難找到。

　　在工廠越來越依靠現代化生產線生產的條件下，外出務工農民的90%以上都是普工。只有諸如電焊、烹飪等少數工種需要一定技術含量，是所謂技術工。

　　普工則從事簡單的勞動，是對耐心、體力和注意力的挑戰。年輕人，一般體力較好，注意力集中，動作快捷而敏銳，可以長時間地做一件事情。因此，現代的生產線天然傾向要年輕力壯、精力旺盛的年輕人，工廠若要裁員，一定是先裁年齡偏大的勞動力。

　　金融危機雖然會導致工廠倒閉和裁員，卻只是影響了年紀偏大的外出務工農民工的就業，而年輕的農民工卻不大會被裁掉，及相對不擔心找不到新的工作，雖然加班會減少，及工資可能降低。

　　打工無前途 回鄉無意思

　　記者：這些返鄉農民工怎么看待自己“打工”生活的前途？

　　賀雪峰：在聚合村調查，外出返鄉農民工說“打工無前途，回鄉無意思”，生動而形象地表明了當前農民工的處境。“打工無前途”，是說外出打工，是吃青春飯，一般情況下，未結婚的年輕人在外打工，一月可以有1300元左右的收入，但這個收入很快就會被花掉。調查訪問的七八個未婚年輕人，外出務工多年幾乎都沒有什么積蓄，甚至有好幾位僅是拿到當月發的工資作為全部積蓄回到家鄉。進城務工農民想在城市結婚生子，買房安家，幾乎不可能，也極少有人嘗試。幾乎所有外出務工農民都知道，隨著年齡的增大，結婚生子的家庭拖累，他們越來越難以在城市待下去，最后不得不回到家鄉的農村。

　　在外務工，既然沒有前途，最重要的就是在回來之前，攢足在農村家中蓋一棟房子的費用，而事實上，只有運氣比較好且夫妻兩個外出打工多年的農戶，才能蓋起一棟比較像樣的房子。

　　“打工無前途”是所有外出務工農民的共識，但這個共識，尤其對年齡較大者有強烈涵義，因為年齡越大，工作越難找，工資越低，而家庭拖累卻越大，他們不得不考慮何時返鄉的問題，他們一直在進城和返鄉之間猶豫。

　　對于年輕人來說，尤其是對于未婚青年來說，將來的前途暫時還不用考慮，打工收入比農村收入高，城市生活也比較熱鬧和有趣，他們還沒有到在城鄉之間作出決斷的那一天。過好一天算一天，因為“回鄉無意思”。年輕人理想主義多一點，浪漫多一點，愛情多一點，對未來的憧憬多一點，將來碰運氣的可能性多一點。年輕人就難以在村里待久，待的時間一長，就會感到無意思，就不會安分守己。

　　記者：春節后，會有多少農民工返城？

　　賀雪峰：而對于年齡偏大的已婚村民，他們人生中的現實壓力擺在那里，既然打工已經沒有前途，返鄉是最后目的地，他們就不是在強烈地體悟“返鄉無意思”，而是在考慮如何返鄉，何時返鄉，返鄉后可以再做些什么事情。

　　也就是說，當前金融危機導致工廠倒閉、裁員和農民工的就業困難，只是淘汰了年齡偏大的“普工”，而恰恰這些年齡偏大的“普工”早已在考慮是否返鄉，他們的現實考慮，使他們回到家鄉，很快就可以融入到家鄉的氛圍，接受村莊生活的意義，他們適應于村莊的生產、生活和人情世界。

　　而那些覺得“回鄉沒意思”的年輕人，他們難以待在村莊中，他們卻仍然可以進城務工，且他們一般都可以找到機會，雖然工資要低一點。

　　這樣一來，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困難，及經濟困難導致的就業矛盾，首先淘汰了那些年齡偏大的農民工，而這些年齡偏大的農民工，又恰恰是早就已經準備好了回鄉的農民，這些年齡偏大的農民回到家鄉，可以很快就適應家鄉的生產和生活，再次成為(也許一直都是)家鄉的一員。因為年齡偏大的農民工可以回家且可以適應家鄉的生產、生活，而使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失業壓力被吸收、消化，金融危機對中國社會的沖擊因此就大大地降低。

　　明年或許會有完整政策出臺

　　記者：當地政府對農民工有沒有什么扶持政策？

　　賀雪峰：當地政府對返鄉農民工非常關心，也積極為他們尋找就業的門路，首先，當地政府要求每個村每星期都要匯報返鄉農民工最新近況。然后，我們所調查的村，收到政府補貼的400元錢，要求發放給最困難的農民工。

　　但這個問題，一時很難有系統的解決方案，明年或許會有些完整的政策出臺。

　　記者：這些農民回家后，那些年長的農民工，沒有社保，他們將來的收入全部靠一畝幾分田，能好好生活嗎？

　　賀雪峰：這就要考慮到農村家庭收入的構成。一個農民家庭的收入不是單個的，而是家庭兩三代人收入的總和。現在最困難的家庭，應該是父母不能勞動，小孩還沒成人的家庭，全靠中間一代人的收入。

　　在農村，普遍生育比較早，一個四五十歲的農民，他可以靠種田生活，他的孩子也已經成人，可以在外打工，也有收入，這樣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也還不算差。

　　目前，農村狀況就是這樣：年長的農民工沒有外出打工的打算，能安心在家種田。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們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學，即使考不上大學，也能找到技術性學校就讀，再不行打工也能有條出路。

　　賀雪峰簡介：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鄉村基層民主和鄉村建設理論研究。這個被稱為“華中鄉土派”的學者，是中國最重要的“三農”學者之一。

　　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學者中，賀雪峰是典型的少壯派，2001年，賀雪峰便成為了大學的一名教授，那時僅34歲。雖少壯，但他不激進。在多數人都鼓勵農民進城，對農村城市化“唱好唱快”的時候，他卻堅持“保守療法”，將農村穩定起來。(杜安娜、曾向榮)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11月，為進一步推進對“三農”國家重大問題的研究工作，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成立，研究中心掛靠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