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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多年前曾躺在貴族家廚房和客廳過道上瑟瑟發抖的格勒，以為自己和母親要在這里干一輩子活。他沒想到自己會成為新中國第一位藏族博士，因為從小他就被告知：過上好日子的希望“要寄托于來世”。

　　如今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擔任副總干事的格勒，經常往返于北京、成都等城市指導博士生，他多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并曾三次與達賴私人代表面對面地座談。

　　“沒有民主改革，我還是農奴。”格勒說，“有了改革開放，我才有了讀博士、當專家的機會。”

　　西藏自治區的人大代表19日通過表決，將每年3月28日確定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1959年的這一天，中央政府開始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百萬農奴翻身獲得解放。而格勒的家鄉四川省甘孜州，1956年就進行了民主改革。

　　從“會說話的牲畜”到擁有土地的自由人

　　格勒1950年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一個村莊，他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他的母親和姐姐被一個領主作為財產轉贈給另一個領主，格勒從出生起就從未見過父親。

　　“我們屬于農奴中的最底層，沒有一寸土地，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一無所有，全家住在貴族的廚房和客廳間一個過道上，平時穿的藏裝，晚上就當被子。要世世代代給一個貴族干活，被農奴主視為‘會說話的牲畜’。”

　　“遭災時，媽媽咽不下野菜，為了讓媽媽吃上糧食，我走村串戶替人家念經，有時候還要遭狗咬。”

　　在幼年格勒的意識中，世界上除了鬼神、寺院和農奴勞動之外，沒有別的。“我們從一出生就接受這種洗腦，只能把幸福生活寄托于來世。”他說。

　　1956年，格勒的家鄉開展了民主改革，當地的農奴們平生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在西藏傳統社會，這是最重要的財富。沒有土地，就沒有財富、沒有發言權，沒有政治地位。

　　“多少年來西藏的農奴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家歡天喜地，盡管衣服不漂亮，但確實是發自內心的笑。”格勒說。當時，他還沒有褲子。

　　格勒家分的房子是從當地一個中等貴族手中沒收的。第一晚，全家沒有睡著。“剛裝修的新房子有玻璃，晚上一點燈就會反照，我們覺得很稀奇。有些倉庫里面還剩下一些酥油奶渣，大家都撿來吃，因為都沒吃過那么好的。”格勒說。

　　從30個藏文字母到40萬字博士論文

　　格勒原以為改變社會地位的方法只有當喇嘛。在母親的苦苦央求下，5歲的格勒被允許到領主的經堂里打鼓祈禱，在那里他可以跟誦經的喇嘛學習經文。“我的讀書是以全家無償勞動為代價換來的。”

　　“沒有紙和筆，只在墻上鑿個洞，陽光照進那個洞就開始上課。只能跟著念經，但不知什么意思，念錯了要挨打。”半年下來，格勒學會了30個藏文字母。

　　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在當地辦了一所小學，格勒才有機會到學校里學習藏文和漢語。“直到那時我才知道了什么是‘人類’、‘地球’，知道了‘天安門’。”他說。

　　格勒說，他從小學就沒交過學費，國家不僅包他吃，甚至還發衣服。到了中學，格勒連續三年獲得甲等助學金，不用交錢。

　　1964年，格勒初中畢業后考上了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學中專班。四年后，他完成“藏語翻譯專業”學習，回到家鄉甘孜州工作。1978年，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開始研究少數民族特別是藏族的社會和歷史。

　　1986年，格勒完成博士論文并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順利通過答辯，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位人類學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他在北京參與了中國第一個藏學研究中心的籌建。

　　“達賴的哥哥說不過我”

　　1988年至1989年，格勒先后被聘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期間，他遇到了達賴的哥哥，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授的晉美土登•諾布，他們有一次激烈的爭論。

　　格勒說：“達賴的哥哥說藏漢之間水火不相容。我說，壞人和好人不是以民族劃分的，任何民族里面都有好人有壞人，你怎么能說一個民族全是壞人，一個民族全是好人？！他說不過我。”

　　“民主改革前我家是農奴，而他是活佛，極少數貴族、寺院占了幾乎全部土地。農奴只能干活、運輸、播種、秋收。而現在我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受美國科學院邀請來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沒有民主改革，我怎么可能跟他平起平坐，進行爭論呢？我很自信，很自豪。”格勒說。

　　現在，格勒每年都要深入藏區調研。“如何能夠把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應用到西藏，使西藏在文化和環境上不受損失的前提下發展，建設一種美好的現代化，這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他說。

　　2008年7月，格勒作為學者曾與達賴的私人代表座談，介紹了正在籌建的中國第一家國家級藏族文化博物館。

　　這座位于北京的博物館即將竣工，2000多件珍貴文物，將展現于公眾的面前。格勒透露，博物館展覽的主題是：“西藏——令人向往的地方”。 (記者　李志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