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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模式”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

　　● 對外開放、國際合作、和平發展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遵循著這些戰略策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更多地承擔國際責任，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貢獻更多的力量，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全球治理的現狀和未來。

　　● 極端的思維要害死人，過去我們已經有無數這方面的慘痛教訓。對不同的思想學術觀點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們汲取“文革”慘痛教訓后來之不易的結果。我們需要通過正常的學術討論、理論爭論和思想交鋒來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識，而絕不能去破壞社會的政治認同和政治共識。

　　“中國模式”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

　　記者：改革開放給我國帶來了經濟騰飛，創造了“中國奇跡”。對此，西方近年來有人提出了“中國模式”的概念，這一概念也逐漸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國內有學者就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模式”(或稱“中國道路”)。那么，您對此怎么看?

　　俞可平：近年來關于“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的討論受到了國外輿論界和學術界的格外關注。關于中國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的討論之所以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一個熱點，我想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面。

　　其一，20世紀晚期,拉美的經濟危機、東亞的金融危機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都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直接相關，而“新自由主義”正是“華盛頓共識”的基礎，它們表明了建立在“華盛頓共識”基礎上的“拉美模式”、“東亞模式”的局限。

　　其二，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奉行自己獨特的現代化戰略和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一直在9.5%以上，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中國成功的發展戰略必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也必然會有人從理論上加以概括和總結。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實是一個新課題，它們都在努力探索新的發展模式。而所謂的“東亞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們加倍關注中國的成功經驗，希望從中找到適合它們自己的東西。

　　其四，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強大和崛起，勢必會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甚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也必然會引起西方發達國家的深切關注。

　　關于“中國模式”，我們可以從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認識。概括地說，十七大報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個“一”：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體系，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稱作“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系列戰略策略。

　　記者：近來，國內有學者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并提出了“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的三個重大原則區別，即在對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和如何構建新社會的問題上的區別；在對待商品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問題上的區別；在發展觀上是堅持“民本”思想還是堅持“國家至上”(實質是“君本”思想)，是堅持科學發展，還是“唯意志論”發展的區別。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國模式”的?

　　俞可平：的確，“中國模式”是不同于改革開放前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即蘇聯模式。但是，“中國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中國模式”與西方社會發展模式的區別也是極其明顯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國不實行全面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土地和森林、礦山等資源也不實行私有化。在資源配置上：雖然我們采用了市場經濟，但政府調節和干預的程度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在政治上的區別就更明顯：中國不搞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在意識形態上：中國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但已經允許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這些都是與西方發展模式的基本區別。但這并不是說在社會發展戰略方面，中國與其他國家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中國模式”的成功之處，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充分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優秀成份的結果。

　　我曾經從成功的經驗和鑒戒的教訓兩個方面來概括過“中國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追求社會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與人、地區與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平衡發展；將對國內的改革與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有機地結合；根據自己的國情，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的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全面推行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同時，適時進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為目標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記者：“中國模式”帶來了中國國際社會影響力的擴大和國際地位的提升。那么，“中國模式”是否也具有一種“全球價值”？

　　俞可平：要說“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價值，我想主要體現在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我認為，不能簡單地把“中國道路”的價值，看作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中國的國情太特殊了，建立在這種特殊國情基礎上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簡單地效仿的。

　　我還想特別說明一下：在我看來， “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并沒有完全定型。雖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開始顯現出來，但我們的現代化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對“中國模式”仍然處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還很長。以為“中國模式”已經是一條成熟的現代化道路，既可解決國內發展中的一切問題，又可供他國模仿，這不僅過于樂觀，而且對我們解決目前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甚至是有害的。

　　記者：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中國模式”及其實踐后果給當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帶來了怎樣的深刻影響？

　　俞可平：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說“中國模式”所導致的“中國崛起”，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一些有遠見的國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經看到，它深刻地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世界歷史的進程。

　　首先，中國持續而高速的經濟發展，改變了全人類近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命運，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國際事件。近3億人口擺脫貧困，13億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現代化，并且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從原來的封閉狀態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從而使全球政治進程中的“中國因素”變得日益重要。

　　其次，中國綜合國力在短時期內的驚人增長，使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從而打破了原來由超級大國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國事實上已經開始作為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獨立力量而發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從單極向多極發展。

　　其三，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其國內發展的需要、對“和諧世界”的價值追求和目前的國家能力，都決定了中國的強大，只能是和平的發展。因此，中國的崛起大大增強了國際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國際社會實現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標。

　　最后，“中國模式”影響著全球治理。對外開放、國際合作、和平發展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遵循著這些戰略策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更多地承擔國際責任，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貢獻更多的力量，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全球治理的現狀和未來。例如，中國對全球氣候變暖和國際反恐的積極態度和有效合作，明顯地增強了在這些領域內的全球治理效果。

　　記者：談到“中國模式”的價值問題，最近還有一個與之相關的熱議話題，這就是“普世價值”。關于“普世價值”的討論，目前有兩種相對的看法：一是認為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價值”；一種觀點認為，拒絕“普世價值”就是自絕于人類。不知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俞可平：我也注意到目前關于“普世價值”的熱烈討論或激烈爭論，我想從方法論的角度談談這場爭論。

　　首先，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反對極端主義思維。我覺得在這場爭論中有兩種極端觀點是令人擔憂的。一種認為普世價值就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共同價值，其極端就是簡單地把西方價值當作“普世價值”；另一種認為人類社會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價值，其極端就是幼稚地認為“中國特色”與人類的普遍價值格格不入。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的價值也同樣如此。以爭議最大的民主問題為例，它同樣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民主源于西方文明，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它是人類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我們中國同樣要追求民主，實現人民民主是我們的根本目標。但我們正在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它與西方國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實質性的區別。任何民主都需要法治、選舉、監督、參與，這是共同的東西。我們也要建設法治國家，要實行民主選舉，要加強權力監督，要擴大公民參與。但我們的法治、選舉、監督、參與等都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與西方國家有著根本性的區別，我們不搞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因此，上述兩種看起來截然相反的觀點，其思維邏輯的極端性、片面性以及對“普遍——特殊”、“共性——個性”鏈的割裂，如出一轍。

　　其次，要堅持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我剛到江蘇的“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做過調研，20年前我曾經去過。這20年間，許多原先的農村先進典型紛紛隕落了，但華西村卻依然先進如故。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問為什么華西村能取得如此成功？新老書記都答曰：實事求是。但他們都同時補充說，實事求是可不容易。確實如此。我發現在這場爭論中，一些人就很不實事求是。他們總覺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代表，而對方不僅觀點一無是處，而且動機不良。因此動輒就給對方扣上“反對改革開放”、“為既得利益者辯護”、“是西方的走卒”、“缺乏良知”這類政治帽子，進行政治批判和人身攻擊。其實，絕大多數參與這場討論的知識分子雖然觀點不盡相同，但都希望我們的國家更加富強，人民更加幸福。對不同的思想學術觀點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們汲取“文革”慘痛教訓后來之不易的結果。我們需要通過正常的學術討論、理論爭論和思想交鋒來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識，而絕不能去破壞社會的政治認同和政治共識。我不想去揣摸一些極端者的政治心態，但從思想方式看，就是不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

　　我還想強調指出，極端的思維要害死人。過去我們已經有無數這方面的沉痛教訓，現在同樣如此。例如，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各地各部門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認真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但有極少數人總是不允許你講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只要你一說改革開放的政治進步和經濟進步，就說你這是在否定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是在否定建國后29年的巨大成就。這真是從何說起啊？任何一個有正常理性思維的人都會認為，我們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以來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為我們有改革前29年積累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同時我們又充分吸取了前29年社會主義探索的經驗和教訓。說我今天生活得更好，并不必然否定我的昨天；說你比別人更有成就，并不是說別人一無是處。這是常識。維護常識，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