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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一家挨一家的破敗工廠，如今變成了博物館、體育場和成片的居住小區、購物中心。僅僅6年時間，過去一片蕭條的沈陽市鐵西區變得讓黃秀英這樣的“老鐵西”也感到陌生。

　　11月10日，68歲的黃秀英老人一早來到位于沈陽市鐵西區衛工街的鑄造博物館。博物館由原沈陽鑄造廠的三棟廠房改建而成，那是黃秀英老伴以前工作過的地方。沖天爐、悶火窯、轉盤車、碾砂機，博物館里這些寂靜無聲的大家伙讓老人既熟悉又陌生。

　　鐵西區曾被譽為“共和國裝備部”。在該區建設大路以北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沈陽市60%以上的工業資產、工業產值和75%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曾為新中國的工業體系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然而，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制約，這個典型的國家老工業基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不進反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自2002年沈陽市大手筆啟動鐵西整體搬遷改造至今，已有包括沈陽鑄造廠在內的230多家企業陸續搬離。

　　“共和國裝備部”陷入困境

　　“看看那部紀錄片，就知道當年的鐵西區是什么樣了。”沈陽市鐵西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振中說。王振中曾任鐵西區工業改造指揮部副總指揮。

　　王振中指的是曾獲國際大獎的紀錄片《鐵西區》。昏暗的廠房、等待下崗或已經下崗的工人、臟亂的棚戶區……鏡頭真實記錄了處于絕境中的鐵西區，記錄時間是1999年到2000年。“我聞到了鐵銹味。”一位評論人這樣描述自己看完《鐵西區》后的觀感。

　　上世紀最后10年，市場經濟大潮撲面而來，正是鐵西最艱難的時候。

　　輝煌時期擁有3萬多人的沈陽重型機械廠，生產出過新中國第一臺五噸錘、第一臺水壓機、第一臺球磨機，曾被稱為“中國重機工業的搖籃”。沈重是一家典型的大而全的國有企業，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專、職工大學，從職工醫院到招待所、公安處，應有盡有，但就是沒有自己的銷售部門。

　　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實行價格雙軌制，習慣圍繞計劃指令轉圈的沈重與鐵西區的大多數企業一樣，開始感受到市場的壓力。進入上世紀90年代，大部分國有企業就像一個負重前行的老人，已經顯現出設備陳舊、工藝落后、經營機制僵化、生產效率低下、社會負擔沉重的通病。

　　“到了市場經濟階段，得自己攬活，和南方的小廠競爭。我們能干的人家也能干，他的人還少、負擔輕、價格便宜；我們的人多、管理費高、東西貴，干得還慢。這樣一來，我們廠的生產任務就開始減少。”沈陽重型機械廠原廠長黃松濤說。

　　產品單一，市場萎縮，工廠開開停停，無法正常發放員工工資。退休工人每個月只能領300元生活費，還經常拖欠。“工人自嘲是‘三資企業’，只有新年、春節、國慶節才能發三次全額工資。‘開資沒有號，工作沒手套，洗手沒肥皂’，企業那時候就是順口溜說的那樣，前所未有的困難。”沈重集團動能公司黨總支書記趙立泉說。

　　最困難時期，沈陽鑄造廠、沈陽機床三廠、中捷友誼廠這樣的擁有成千上萬工人的大企業，賬上幾乎沒有現金，銀行不愿放貸，瀕臨破產。“領不到工資和退休金的工人，經常就把建設大路堵了。一堵路，政府和企業就得想辦法籌錢開支。工人把建設大路戲稱為‘建設銀行’。”王振中說。

　　2002年，谷春立調任鐵西區區長。擺在他面前的是一本讓人心情沉重的大賬本：

　　30多萬產業工人，近半數丟了飯碗；1100多家大中型國企，大多數債務沉重，資產負債率高達90%以上，欠銀行債務260億元，拖欠職工工資、生活費、醫藥費、采暖費、集資款、社會保險繳費、喪葬費等達35億元。

　　為幫助這些國有企業解困，從1986年到2002年年初，各級財政共投入資金約350億元，但仍解決不了問題。重振鐵西，始終面臨著幾大難題：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這些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為特征的傳統工業如何轉型？企業老化的機制如何轉換？

　　從試行承包制到減稅讓利，從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到零價格出售，“20多年來，各種招都想遍了。實踐證明，單就企業論企業，就技術改造論技術改造的路，根本走不通。”王振中說。

　　企業想死都死不成咋辦

　　“過去，我們著眼于具體解決某家企業和某個產品的困境，而不是整體通盤考慮，一直收效不大。當時有一句話：‘企業不改造是等死，改造了是找死。’”現任鐵西區區長李松林說。

　　從2002年6月開始，沈陽市對鐵西區開始了一場脫胎換骨式的改造。當年6月18日，“慕馬大案”之后的新一屆沈陽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決策———將鐵西區和張士經濟技術開發區合二為一，對建設大路以北的企業從城中心地區搬遷至位于郊區的張士開發區，騰出的土地用于發展商貿、住宅、娛樂、休閑、文化等第三產業。

　　在李松林看來，“騰籠換鳥”模式跳出了“就企業論企業”的舊思路，將工業基地改造與城市功能區重新布局結合起來，意味著“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等一系列難題有了破解之道。

　　鐵西區的具體做法是，將破敗企業和高污染企業整體搬遷至開發區。騰出的城中心地區，大力拓寬道路、種草植樹，新修湖渠水面，改善環境，以提高土地價值。用出售土地的差價收益，解決原廠債務和職工安置問題。與此同時，大力推進企業機制轉換，使新廠輕裝上陣，并擁有足夠的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升級。

　　規模浩大的鐵西再造拉開序幕，沈陽黎明毛紡廠幸運地成為了“試驗田”。

　　2002年年中，黎明毛紡廠、浙江新湖集團和鐵西新區土地儲備中心簽署協議，將黎明毛紡廠18萬平方米的地塊和地上建筑，以每平方米700元出售給浙江新湖集團。前者獲得了寶貴的1.16億元現金補償。

　　黎明毛紡廠所屬的沈陽華岳紡織集團資產部原部長范昆是這一歷史轉變的見證人。他給記者算了筆賬：開發區土地每平方米價格為200元，新蓋11萬平方米的廠房，土地成本只需2200萬元。出售土地和新購土地之間每平方米有500元的差價收益，為拯救黎明毛紡廠留下了巨大的騰挪空間。

　　在張士開發區購地、蓋廠房和購買前期設備，總共投入9300萬元；用600多萬元，解決了500多名職工的失業并軌，與企業脫離關系；另用600多萬元，解決了部分長期拖欠的離退休職工生活費和職工工資、醫療費和集資款；后期投入購買設備、安裝、調試等花費2000萬元。“這讓我們初步卸掉了困擾企業的沉重債務、冗員包袱，轉換了管理機制，相當于再造了一個全新的大型毛紡企業。”范昆說。

　　要知道，2002年前，由大型國有企業沈陽第一毛紡廠和第二毛紡廠重組而成的黎明毛紡廠還處于停產、工人無工資可開的絕境。當時的黎明毛紡廠想死都死不了，因為還拖欠著近兩億元的內外債務。

　　作為第一家整體搬遷的上規模企業，黎明毛紡廠是6年來鐵西區230多家大中型國企突圍的縮影。

　　首任區長被稱為“谷扒”

　　“試驗田”效果不錯，沈陽低壓開關廠被列上了搬遷企業的名錄。當時的沈陽低壓開關廠，欠職工各種內債6000萬元、外債1個多億，已經資不抵債。但讓王振中和他的同事們沒想到的是，搬遷過程卻“異常艱難”。

　　鐵西區工業改造指揮部工作人員第一次到低壓開關廠，就吃了閉門羹。工廠是工人的命根子，拆完了怎么辦？工廠搬遷有沒有規劃可依？有什么法律依據？搬遷按什么標準補償？工人們提出了一串疑問。

　　但解決方案尚在醞釀當中，根本沒有現成的答案。“當時別說在崗工人不理解，離退休工人不理解，就是在職干部和廠長也不理解。工人們甚至組織了護廠隊，保護工廠。”王振中說。

　　區領導親自上門，與工人對話，反復溝通，反復協調，仍舊得不到理解。一次，上門動員搬遷的工作人員與工人一語不合，遭到圍攻。警察聞訊趕來，可進不了工廠大門。一直等到區長谷春立和王振中趕來。

　　一位抗日時期加入革命、在低壓開關廠工作多年的離休老干部質問谷春立：“工廠的一磚一瓦都是我領著建的，花了國家多少錢！拆了，你不心疼嗎？”

　　“我當然心疼。”谷春立說：“可這么大的一塊土地資源不能有效利用，廠里那么多工人失業在家，鐵西不能發展，我更心疼。多少年了，想盡了辦法，都不能讓工廠起死回生，只有整體搬遷一條路。”

　　反復勸說下，谷春立給出的承諾終于讓工人們有所松動。“當時我們承諾由區政府先拿出幾百萬元，解決部分工廠拖欠工人的工資、生活費和集資款。”工人們同意召開職代會，終于通過了搬遷方案。

　　低壓開關廠的工人很快看到了搬遷的好處。廠區原有土地6萬平方米，出讓所得1億余元，其中的6000萬元用于償還拖欠工人的工資、生活費、取暖費、喪葬費和部分醫療費。“應該說，工人對結果基本滿意。我們足足用了一年時間，才讓鐵西區的企業認識到了整體搬遷的好處。”王振中說。

　　曾經聞名全國的沈陽鼓風機廠、沈陽冶煉廠等，相繼走上了搬遷之路。截至2007年年底，鐵西區共有230多家企業遷往開發區。這些企業搬遷后騰出了近8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出讓使鐵西區獲得了140多億元改造資金。

　　作為鐵西改造這一重大決策的執行者，鐵西新區首任區長谷春立被鐵西人送了個外號——“谷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