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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80年代初，在長江江畔一個小鎮上讀書的冉繼軍初聽鄧麗君的聲音，驚為天籟。盡管鄧麗君的歌曲被冠以“靡靡之音”，但大陸民歌手還是向傳統唱法發出了挑戰。隨后，在流行樂壇，從羅大佑到崔健，從“西北風”到校園民謠，各種形式不同、內容迥異的歌曲層出不窮。

　　幾年前火爆的超級女聲，更是讓音樂的流行貼上了娛樂標簽。

　　一水隔天涯

　　今年5月的一天，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個關于聲音識別的講座上，一位中國留學生播放了一段歌曲。當《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驟起，在場的中國人像是心中生了指揮棒，沉醉般地跟著哼唱。外國學生不明白，素來內斂的中國同學，為何突然張揚起了多愁善感。

　　其時，來自北京大學的訪問學者冉繼軍在場。一曲終了，他仍未走出記憶。

　　他是鄧麗君迷。

　　上世紀80年代初，當冉繼軍初次聽到鄧麗君的聲音時，莫名激動。

　　滿大街“的確良”襯衣扣到下巴，頭發梳成板刷，拖著寬寬的喇叭褲的年輕人，同樣因此驚喜，繼而癡迷。鄧麗君的歌聲，從唱片、磁帶里傳出來，像顫動的絲綢，像海島晨霧中的露珠，月光般一下灑滿整個干涸的大地，慢慢地洇入一代人的內心最深處。

　　最早，鄧麗君歌曲的錄音磁帶被海員、海外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帶回大陸，漸漸在人群中流傳開來。歌聲聽來軟綿綿的，但其中似乎又有著難以言說的清新氣息。人們說，她的歌漂洋過海而來，被海風打濕了。

　　有條件的人，開始用錄音機翻錄鄧麗君的歌，然后一遍一遍地倒帶，聽多少次也不厭煩。當時的磁帶只有上海錄音器材廠生產的大錄音機盤式磁帶，而非盒式磁帶，搬進搬出，錄音時間需要兩三個小時；后來，盒式錄音機出現了，有了盒式磁帶，人們便用兩個錄音機對在一起轉錄。錄音機磁頭一圈圈“吱吱”地轉著，旁邊的人瞇著眼睛，充滿期待。

　　盡管電臺里不播，電視屏幕上沒有，晚會上更不見蹤影，但在人們的瘋狂轉錄中，鄧麗君的歌曲迅速大范圍地傳播開來。《在水一方》、《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一水隔天涯》、《再見，我的愛人》，就像詩一樣蘸滿了濃濃的情意，在一個普遍淡漠愛恨情愁的年代里表達著愛。

　　有不少人，聽了鄧麗君的歌，卻沒見過她的容貌，如癡如醉之中，便根據自己的想像給這位歌者畫下了像。等到見到鄧麗君照片，互相對照，竟相差無幾。因此，鄧麗君溫婉輕婀的形象，也在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傳統審美標準的最佳圖解。

　　甚至在今天，百度的“鄧麗君吧”中，無數像冉繼軍一樣的鄧麗君迷們，對他們的“君姐”無限愛戴。他們說，如果將鄧麗君比作林黛玉，王菲一代們就只能是薛寶釵，因后人未能謀面林姑娘的天姿，于是便視薛為國色……可我們是賈寶玉啊，林黛玉一生都深藏在我們的心里了。

　　但在幾十年前的中國大陸，人們還一時難以說清楚，為什么在沒有“三通”、兩岸文化還沒有正式接觸的情況下，鄧麗君的歌聲能夠不請自來。因為按照當時普遍的理解，家國百廢待興，尚無暇顧及精神需求。而遠在寶島的鄧麗君或許也并不知道，在對岸這片曾經只生長紅色革命歌曲和八個樣板戲的土地上，她的歌正如同暗流一般涌過大街小巷。

　　當我們用時間的長鏡頭，再次把焦點定格在那個年代，應該會發現，恰恰是兩岸間幾十年的隔閡，造成經濟、文化上的涇渭分明，給了鄧麗君的歌聲一個機會。除了美麗的音樂，還有什么其他東西更能適于傷逝離情？還有什么能對壓抑、焦渴、迷惘的人心，更具撫慰和啟迪功效呢？

　　何日君再來

　　大陸有膽識的音樂人陸續起而效仿。盡管，鄧麗君的歌曲被冠以“靡靡之音”。

　　民歌歌手李谷一和海政歌舞團的蘇小明率先向傳統唱法發出了挑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蘇小明唱出《軍港之夜》，但很快遭到權威音樂雜志批評；李谷一在演唱《鄉戀》時，使用了“氣聲”唱法，仿佛一石擊水，聽眾好評如潮，但上綱上線的批判也如影隨行；而真正試水流行唱法的程琳，更是經歷了多次沉浮。

　　作曲家谷建芬創作了《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并將其帶到了北京、上海的大中學校甚至幼兒園。一位網民記得，歌聲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的露天劇場唱響時，適逢大雨傾注，人們便把衣服脫下披在頭上擁到臺前使勁鼓掌，為他們從未聽過的音樂感動不已。但是，這首暢想美好明天的歌曲，同樣引起了激烈爭論，它被定下的罪名——“用資產階級音樂毒害青年”。

　　直到1983年，中央電視臺直播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觀眾熱線高密度點播禁曲《鄉戀》，廣播電視系統的領導們只得無奈冒險，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國人民面前演唱這首“黃色歌曲”。《鄉戀》得以正名，也因此被喻為中國內地流行歌曲的“開山之作”。

　　也就在一年后，情況起了變化。從內地到香港的人員紛紛爭購鄧麗君的錄音帶，這意味著海關已經對此類物品自然解禁。

　　實際上，不僅僅是音樂，鄧麗君本人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自己能身隨歌聲，飛越海峽之水，在祖國大陸辦一場演唱會。她向往周璇當年叱咤風云的上海灘；她很想來北京看雪，在大雪紛飛之際，登上長城，一覽塞外風光。

　　1988年，中央電視臺向鄧麗君發出了參加海峽之聲音樂會的邀請，同時，春節聯歡晚會導演組也在醞釀邀請她加盟。時任文化部部長的劉忠德，有意全力促成此事。這位正部級官員，同樣是鄧麗君的歌迷。他對媒體記者說，他尤其喜愛《小城故事》清新婉約的曲調。

　　港臺甚至海外藝人來京，或演出或進行文化交流，這在今天看來，是再尋常不過之事，但在當時，卻遭遇重重阻力。就在各方小心翼翼運作、鄧麗君來大陸的條件逐漸成熟之時，香港一家頗有影響力的報紙扔出一篇“重磅炸彈”，“揭露”鄧麗君是國民黨間諜。

　　雖然該消息后來被證明為誤傳，但鄧麗君的大陸之行自然就此擱淺了。

　　憶起這一舊事，劉忠德現在仍耿耿于懷。他甚至將鄧麗君擦肩大陸，引為自己主政文化部期間的一大憾事。

　　1995年5月10日，鄧麗君第一次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節目中，但觀眾看到的，卻是她猝死的噩耗。一直宣稱自己是河北人的她，最終未能踏上大陸的土地。

　　鄧麗君輕輕地唱著，“請不要把我忘記，我永遠永遠懷念你”，淚流滿面。鏡頭內外，同此涼熱，那個溫婉的人兒還在那里說：也許有一天我們還會再見面，不是嗎？

　　光輝歲月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年輕一代在習慣激情、奮進式的成長之后，開始有意無意地尋找另一種青春表達。

　　在知名樂評人郝舫看來，“文革”結束后的10多年里，一切看似都在狂飆突進般地向前發展，但其間文化話語權的孱弱，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這也正導致了那一代人重構價值觀念時，生出種種失落和無助。

　　這時候，羅大佑的聲音出現了。他的《童年》、《光陰的故事》、《野百合也有春天》等歌曲漸成流行之勢。如果說鄧麗君的歌像是春雨，那么，羅大佑的音樂該是一壇佳釀，他的歌中蘊涵了成長的渴望與迷茫，以及或多或少的社會價值判斷。其中深意，聽者久久品味之后，才能得以沉醉。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羅大佑的歌一直處于斷斷續續的流行狀態。許多人，是在一遍一遍反復聽過磁帶之后，驀然回首時感同身受，從中端詳出了自己的青春印記。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時至今日，在現代城市的KTV包間內，羅大佑的歌仍被點唱不衰。

　　羅大佑的一位歌迷說，你如果只聽羅大佑的一張唱片，你可能會讀不出其中的意味，當把他所有的唱片擺在一起，你就能夠明白，他是在漸漸地拼圖，最后拼出一張中國人的臉。

　　2005年,羅大佑的《現象72變》被收錄進《大學語文》詩歌篇中。編者給出的收錄理由是：“今天的流行歌曲，或許就是明天的詩。以此審視，流行歌曲自有超越通俗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同樣關乎現實環境，但比羅大佑的歌曲更具叛逆色彩的，是興起于1990年前后的搖滾樂。

　　崔健是不得不提及的名字。1986年，他在北京工人體育場以一句“我曾經問個不休”引爆全場，那種一低一高哭喊訴說式的歌聲，觸動了積壓很久的中國人的神經。

　　《一無所有》，唱盡了上世紀80年代末。走在街頭的每個人，似乎都更愿意標榜自己的“無所有”，同時又迫不及待地聲明，他們其實還“有所謂”。

　　此后，搖滾樂像一支火把扔在了國人情感和欲念的干柴上，迅速引燃。我可以聽不懂你唱什么，但那聲嘶力竭的吶喊，能讓我感覺愉悅，這幾乎是眾多年輕擁躉們親近搖滾最直接的理由。

　　唐朝、黑豹、何勇和張楚……搖滾音樂人隊伍不斷壯大，唱片發行量突破幾十萬的大關，露天體育場里的演唱會人頭涌動，群情激昂。《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夢回唐朝》、《姐姐》、《上蒼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等搖滾代表曲目，一夜風行。

　　真正將搖滾樂的流行引向極致的，應該是Beyond樂隊和他們的音樂。“年月把擁有變作失去/疲倦的雙眼帶著希望/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迎接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那些時日，同樣也是搖滾音樂的光輝歲月。也正是從那時候起，人們似乎才意識到，粵語歌原本也可以如此易于傳唱。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和流行音樂相關的流行事物相繼出現。歌詞手抄本在當時的校園中風行，“隨身聽”別在了少男少女的腰帶上，卡拉0K也逐漸走入大眾生活，成為一種新興的娛樂方式。

　　一旦有了更廣泛傳播的渠道，流行音樂的大眾面目也就不再模模糊糊。而這又可以反證，那些不思進取或風花雪月的音樂，縱然紅極一時，但終流傳不遠。

　　曾經勁刮的“西北風”和校園民謠便在此列。前者，一度被認為是音樂創作的革命性突破，但該“風”勁吹兩年之后，就因一成不變的風格逐漸湮滅無聲。校園民謠，則被認為難脫校園的“圈養特性”，有太多的莫名傷感泛濫其中，因此難成主流。

　　當然，也或許是世人的腳步太快，無奈地超過了曾陪他們成長的那些校園歌聲。青春的花開花謝，和美麗知性的同桌，都遠遠地留在了身后青澀的校園。誰把她的長發盤起，誰給她做的嫁衣，可堪知否？

　　想唱就唱

　　一個較為普遍的認識是，上世紀90年代末及本世紀之交前后的流行樂壇，像是一個涂了三原色的陀螺，一經旋轉起來，便幻化出多姿的光彩，各種形式不同、內容迥異的歌曲層出不窮。

　　流行音樂，成了一道道文化速食。人們轉而更多地在意新事物帶來的刺激和感動。昨天他們還和王菲、那英苦苦《相約98》，明天就會迫不及待地跟風揮舞著雙節棍哼哼哈哈的周杰倫。

　　對偶像效應的追逐，是年輕一代對流行音樂的新詮釋。

　　而幾年后登臺的超級女聲，更是讓音樂的流行貼上了娛樂標簽。

　　“你為什么喜歡超女？”“沒有為什么，覺得好看，就看了。沒有人會在吃飯前先要考慮‘為什么吃、這頓飯含有多少維生素’之類的問題，‘想吃’就是唯一的理由。”

　　這是記者和張朋(化名)的對話。

　　張朋是超女張靚穎的粉絲。他狂熱地收集張靚穎的演出海報，整個2005年超級女聲賽季盯在屏幕前支持自己的偶像，與無數“涼粉”們共悲喜。

　　從他的回答來看，張朋對音樂的選擇，無疑多了些率性的成分。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再用人文的眼光和手段去打扮生活，似乎有些過時了。

　　張朋同時也認可，正是由于超級女聲本身非常規的節目設置，使他頭一次可以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而在以往，他們沒有這樣的渠道。

　　可以說，人們對于這種全新參與形式的好奇和迷戀，甚至多于他們對音樂本身的關心。許多人認為，超女最好看的部分當屬海選部分，很多場次都會涌現出極其搞笑很有幽默感的選手，讓人在狂歡之余，親手投票構建自己的偶像體系。這無疑是一個很能打動人的過程。

　　粉絲們喜歡李宇春的灑脫，玩味周筆暢帶點憨憨的表情，也最大程度地服膺于張靚穎的“海豚音”。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中年人加入選戰。他們按下手機鍵用拇指投票，他們也用腳投票——奔走拉票，游說更多的人支持他們的偶像。其狀況之熱烈，前所未有，猶如一場盛大的游戲。

　　超級女聲背后，有這樣一組數字：全國報名人數達15萬；超過2000萬觀眾每周熱切關注；收視率穩居全國同時段所有節目第一。超級女聲，由此被更多地解讀為一場文化事件。

　　著名文化批評家朱大可著文說，超級女聲開啟了“文化民選”的先河。在超女一路PK的過程中，中國民眾卷入了選擇和投票的狂歡。其意義已經超越了音樂本身。

　　但批判的聲音也從未止息。超級女聲被指“低俗”、“缺乏社會責任感”。

　　文化部前部長劉忠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表示，超級女聲是對藝術的玷污，該節目宣揚的一夜成名思想，全然違背藝術規律。

　　超女粉絲們馬上反戈一擊說，一夜成名有什么不好嗎？不成名就好嗎？一個人，憑借超高人氣，贏得人心所向，進而出人頭地，這有什么錯？

　　類似的論戰，在互聯網上鋒芒畢現。

　　而對于超級女聲的“高雅與低俗”一說，有網民不客氣地指出，這實則是體制內外對于文化藝術話語權之爭。高雅也好，低俗也罷，都不過是不同形式的文化產品，消費者自會做出自己的選擇，不再需要有人為此指手畫腳了。

　　每次超級女聲播出之前的宣傳片中，超女張含韻蹦蹦跳跳地哼唱：

　　“想唱就唱要唱得響亮，就算沒有人為我鼓掌，至少我還能夠，

　　勇敢的自我欣賞……”如歌歲月，歌者的心態如此，自然是呼應了萬千聽眾懷中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