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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8月8日，奧運圣火燃起。依照往日觀看重大新聞的習慣，高厚堃、俞敏洪、方楠、張立勇不約而同地在家中打開了兩個電視頻道：一個CCTV、一個BBC。

　　30年來，作為中國第一本英語學習雜志的創辦人、新東方出國培訓的土老大、留學牛津的優等生、英語自學的布道者，他們薪火相傳。

　　放眼中國，從《FollowMe》、《瘋狂英語》到《雙語寶寶》，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學好英語的愿望從未消減。

　　30年過去，大洋彼岸的語言，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中國人的生活。

　　《英語學習》復蘇

　　“1978年10月，中國第一本英語學習類雜志《英語學習》的復刊，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备吆駡曳Q。

　　高厚堃，83歲，北京外國語大學離休教授。他是中國第一本漢英詞典的編撰者之一，也是《英語學習》的創辦人之一、第四任主編。

　　“(當時)社會大環境已經變了。北外西門口原來有個自制煉鋼爐，剛剛拆了。工廠恢復生產，學校恢復教學，高考也恢復了。我的感覺是，荒廢了很多年，各行各業都有一股學習的勁頭�！备吆駡一貞浾f。

　　確實是水到渠成，環顧高厚堃四周，英語在這一刻成了人們迫切想掌握的一項技能。高厚堃的愛人當時在中科院植物所工作，為了給單位工作人員培訓英語，她被領導派回來搶英語老師�！翱偹汩_始正經搞科研了。國際上通行的學術語言是英語。我們國家最早和蘇聯好，很多研究員開始學俄語，半道改了英語，‘文革’10年耽誤下來，基本都扔得差不多了。”

　　在社會上，學英語熱也開始悄然興起�！队⒄Z學習》復刊后，發行量很快達到50萬份，數年后，更是猛增到100萬份。而在1958年，這份雜志創刊時，首期發行量僅為2000冊，最高時不過15000冊左右。

　　1976年，現任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賽奇，曾以交換學生的身份，來到了中國的南京大學。他后來回憶說：“當地人對我們非常好奇，盯著我們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話，他們就會退避三舍——他們認為和外國人說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搭乘公共汽車時，只要看到我們在等車，他們就會馬上讓出一條路來，讓我們先上車、坐下，接著，他們才一哄而上。在車上，中國人會和我們保持距離，雖然車上永遠都那么擁擠，但我們身邊5米范圍內總有空位。”

　　戰斗的武器

　　復刊后，《英語學習》當時的主辦者沿用了陳毅的題詞，并在第二期重刊了陳毅1962年對外語師生的一次講話。

　　講話中，除了感慨自己留法時未能有精力學習語言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還總結了學習外語的意義：“掌握了外語，可以把外國人的長處介紹到中國來提高我們的經濟和文化，還可以把我們的革命斗爭經驗介紹出去�！�

　　重刊這篇講話，是因為文中一些提法放到這一刻依然很適用：外語學院的學生在校內是否可以只講外語不講漢語？一些人反對人家講外語的做法對不對？學好英語是不是忽視政治的表現？學習用功的學生是不是個人主義？

　　復刊初期，征稿要求是：“革命回憶錄、新長征的新人新事以及語音語法詞匯方面的文章”。復刊一年后，隨著社會環境的開放，《英語學習》的封底刊登了高厚堃譯編的莎士比亞名劇《奧賽羅》的插曲《柳葉之歌》和蘇格蘭民歌《友誼地久天長》。

　　對于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的高厚堃來說，音樂是他一生的愛好，即使在“文革”期間，他也躲在家中偷偷聽古典音樂。對于《英語學習》來說，這是第一次刊登真正的英文歌曲，“編輯一開始拿不準，很慎重地開會研究了一次方才定下�！�

　　謹慎選稿，是那個年代留下的印跡。“當時，辦雜志有很多擔心，擔心把領導的名字印錯了，擔心作者的立場不對。我們的禁忌更多，還擔心選稿的媒體是惡意攻擊中國的媒體。為了保險，盡量刊登古典作家的作品。1966年，連這些也做不到了，只好停刊。后來說缺少新聞紙，但更真實的原因是，大家都擔心出差錯�！�

　　各種官方媒體上，學習英語是階級斗爭需要的論點，也被反復強調。

　　1978年的年初，《北京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以革命導師為榜樣努力掌握外國語》，文中稱：“努力掌握外國語這個武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1978年的年底，為紀念毛主席誕辰85周年，《中國青年報》發表的文章中還提到了這樣一個細節，毛主席到晚年仍每天抽空學英語。工作人員見他如此刻苦，就問老人家，您都這么大歲數了，還要學習外語？毛主席親切地告訴她，這是斗爭的需要。

　　選拔的標桿

　　1978年前后，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有意識到學好英語、開放國門對于中國的實際意義，但少數日后的精英人士已逐漸感受到，英語是一個選拔標準，一個超越蕓蕓眾生的撐桿。

　　1978年年底，改革開放后選拔的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學訪問學者在夜幕中離開北京。他們年齡最小的32歲，最大的49歲，學期2年。選拔標準有4個：政治、業務、外語、身體。外語取代出身，成了名列第三的選拔標準，并在實際中卡住了絕大多數的報名者。

　　臨行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親自接見他們，全國科協主席周培源、教育部副部長李琦到機場送行。美國機場迎接他們的則是美國國際交流署署長約翰·萊因哈特。

　　雖然莽撞而急促，但這已是一個開始。當年的英國《觀察家報》還披露，中國已請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分別派出500名以上的留學生。文章稱：這些年輕人將充分地接觸英文。

　　1978年，在國內，英語同樣成了一個重要的選拔指標。前一年的12月，高考恢復，并“統一考試時間、統一考試內容、統一錄取標準”。最后一條，尤令國人耳目一新。1978年的高考，英語列入了考試科目——“不計總分，但是錄取的重要參考。”

　　很難說得上是遠見，還是一個無奈之舉。數據顯示，1977年的高考，報名者570萬，錄取27萬；1978年高考，報名者610萬，錄取40.2萬人。100分的卷子，數百萬人參加，同一分數上有幾十萬人。錄誰不錄誰，總得有個標準，出身算一個，英語成績也算一個。

　　英語的地位在這一刻就已悄然確立。此后的幾十年，作為一個選拔標準，英語逐漸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并左右著無數中國人的個人命運：1983年，初中升高中需考英語；1984年，英語正式列入高考科目；1999年，職稱英語考試全國通行。

　　回到1978年，在北京，高厚堃參與編撰的中國第一部漢英詞典完工。至此，新中國終于有了一本與英文世界溝通的工具書。

　　在江蘇江陰的小鎮里，16歲的俞敏洪登場，他參加了此次高考但落榜，英語只考了33分。俞敏洪的父親是一名木匠，母親是當地的生產隊長。距離北京數千里之遙，這位女生產隊長依然認識到了英語的重要性。在她的堅持下，高考英語考了33分的俞敏洪，成了附近一所中學的英語代課老師。

　　俞敏洪喜歡背字典，也許也背過高厚堃的詞典。在第三次復讀后，他考上了北大西語系的英語專業。大約又過了10年左右，俞敏洪出了一本教人背單詞的GRE紅寶書，紅遍大江南北，重復了高厚堃的足跡。

　　千萬人“跟我學”

　　1982年，憑借多年在英語教學領域的研究，高厚堃受官方委派，遠赴澳大利亞，為當地的對華廣播節目做編審。

　　一年后回國時，他帶回了一些英文書籍和省吃儉用省下的2000美金。這筆錢先換成外匯券，又換成了家中的彩電、冰箱和兒子的一輛自行車。“當時物質很緊缺，國內這些東西還沒普及。家里有了這些東西，確實很方便生活，大家都很羨慕�！�

　　物質的刺激總是更直接、更有力一些。

　　1982年1月5日，《FollowMe》(跟我學)在中央電視臺開播，高厚堃的同事胡文仲和英國人凱瑟琳搭檔。外國人的原版教材第一次進入中國，讓電視節目少、外國節目更少的中國人大開眼界。

　　在長春，方楠回憶說：“《跟我學》每星期二、四、六下午播。當時節目太少了，大家什么都看。我和奶奶坐在一起看稀奇——一些高鼻子的人在講一些聽不懂的話。這些人穿的東西、吃的東西、住的房子，都讓人覺得新奇！”

　　這一年的《中國日報》上說：《跟我學》在中國擁有1000萬觀眾，與中國當時居民擁有的電視機一樣。此后不久，有資料披露，《跟我學》的教材當時在中國賣出了3000萬冊。

　　高厚堃回憶說，“也就是從1982年起，《許國璋英語》、《新概念英語》、《瘋狂英語》、《華爾街英語》、《雙語寶寶》在中國各個層面鋪開，幾乎每隔兩三年，就會出現一個新的‘神奇’教材�！�

　　與英語熱相互呼應，一些英語能力優異的人，在社會的各個行業脫穎而出。高厚堃鄰居的女兒，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學院，1990年，這個女孩畢業后，依靠流利的英語從數千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入主正大綜藝。僅僅9年后，《亞洲周刊》將“亞洲二十位社會與文化領袖”的頭銜送給了她。她叫楊瀾。

　　瘋狂的英語

　　回到1980年，考上大學后，俞敏洪發現，雖然英語高考考了93分，但他既不會聽也不會說。入校分班時，五十個同學分成三個班，他被分到A班。一個月以后，俞敏洪被直接調到了C班。C班叫做“語音語調及聽力障礙班”。

　　這是中國大多數學英語人心中的隱痛，學習能力與實踐運用能力嚴重脫節。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重復同樣的悲哀——“用不用，都得學英語；學不學，都不會用英語�！�

　　一些支持的聲音認為，作為一種國際溝通的工具，英語不再屬于某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它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全世界普及。為什么不努力去學習它呢？

　　另一些反對的聲音則表示：應試教育下的中國，一個普通學生50%以上的學習精力都放在了外語上，與此同時，大多數學生的中文能力每況愈下。學英語是好事，但不等于事事都要考英語，中文國度，何必把英文擺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呢？

　　爭論，只是停留在了口頭上�，F實生活中，更多的人發現，學好英語一定會帶來更多的機會，要和外面的世界自由交流，就要會說、會寫真正的英語。

　　這一愿望成就了很多人。1986年，在北京中關村，多次出國未成的北大留校老師俞敏洪，站在電線桿子前，一手拿漿糊刷，一手拿英語出國培訓班的小廣告，準備賺些小錢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20年之后的2006年9月7日，新東方(NYSE:EDU)在美國紐約股票交易所掛牌上市，首日收盤價20.88美元。身為新東方董事局主席和CEO，俞敏洪身家2.42億美元。

　　大約4年后，在甘肅蘭州，蘭大畢業生李陽創辦的《瘋狂英語》，依靠“教人張嘴說英語”的一招鮮，也開始了持續10多年風靡大江南北的歷程。

　　身為英語教學界的先行者，高厚堃對這些神奇的教學方式并不迷信。他認為，一方面，傳統課堂教學雖功不可沒，但也的確需要反思。另一方面，一個人能否學好英語，并非一個神奇的教材或短期培訓這些外力所能達到的，關鍵在于自身的長時間堅持。

　　中國人學習英語的瘋狂情形，以及應運而生的畸形的英語教育產業化，也吸引了新加坡紀錄片導演蓮·派克(LianPek)的攝像機。他曾是BBC和CNN的駐中國記者，會說漢語但不會認漢字。他先后采訪了瘋狂英語的主持人李陽、退休老人楊景琇、北京街頭民警劉文立、廣州小學生李琪琪，試圖解釋“中國為什么要如此狂熱地學習英語”這個令西方人難解的疑問。

　　交流的工具

　　內部的反思、外界的質疑，從未對英語教育產業化的步伐產生影響。俞敏洪的2.42億美元身家中，就有方楠的1280元，張立勇的23元。

　　1280元，是方楠一份雅思考前輔導班的費用。方楠是東北人。1988年，在小升初的考試中發揮出色，進入了當地的英語特色中學。2004年，方楠接受了新東方學校短暫的考前輔導后，以雅思7.5的成績進入牛津大學學習，并獲得了英國文化交流協會提供的全額獎學金。

　　23元，是張立勇購買一本托福紅寶書的費用。1999年，清華大學第15食堂廚師張立勇，熟讀了這本詞匯書后，考出了托福630分的高分。2004年，隱跡在灶臺與飯勺之間的這位英語考試高手，出版了個人勵志自傳圖書《英語神廚》。同年11月份,他被調往學校行政機關工作，業余時常受邀為人們講述自己的英語奮斗史。

　　改革開放30年，從高厚堃到俞敏洪，再到方楠、張立勇，幾代英語人薪火相傳。他們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學英語逐漸回歸其本來面目，成了一個個人愛好，一個與世界相互交流的工具。

　　2008年8月24日，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在北京奧運會閉幕式上使用的“Exceptional”一詞應該翻譯成“非常出色”還是“無與倫比”，高厚堃給電視臺打了一個研討電話；方楠牛津大學的一個英國朋友，則提前來到北京，打算先看奧運會，而后進北大學漢語；英語神廚張立勇，以市民代表的身份接受了奧組委主席劉淇的會見，并開始在各個小區內教奧運英語。

　　這一刻，紀錄片導演蓮·派克已經回到新加坡。他為自己的片子取名《MadaboutEnglish》(瘋狂的英語)。他稱，“這是一部激勵人心的影片，講的不止是一個學英語的故事，還有夢想和堅持。你可以把它推及任何想達到的目標。堅韌、勤奮、自信和對夢想的渴望，是創造任何成功的必備品質。”

　　回望1978年至今，隨著政治力量從普通人的社會生活中緩慢抽離，覺察游戲規則變化的先后、手中資源的多寡，以及改變自己命運的決心與能力，成了改變每個中國人命運中最關鍵的因素。英語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工具角色。

　　而對于整個國家來說，英語這種世界溝通工具的普及，使得中國與世界盡可能地無縫對接，人類社會的智慧財富，在兩者之間自由流淌，共同繁衍更新。而我們的語言，已在大洋彼岸，成為新的“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