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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變革時代的中國，有多位地方官員以大膽改革，個性十足出名，他們因此創出了自己獨特的政治軌跡。曾被稱為“陳賣光”的陳光就是其中的一位。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南巡那一年，陳光憑借敏銳的政治嗅覺，最先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實踐了國企改革的新思路，使諸城這個山區小縣在全國一夜出名。

　　當然，對于他的改革，有人極力贊成，有人極力反對……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我們專訪了現任山東省省長助理的陳光。

　　公開出售國有企業他是第一人

　　諸城改制進行了四年，直到1996年的朱镕基諸城之行，才算有了定論

　　職工強烈要求自己買企業

　　諸城，山東省濰坊市的一個縣級市。1991年，陳光調任諸城市市長，35歲的他進行了一場在當時中國引起轟動的改革。

　　1992年4月，按中央統一部署，諸城對150家市屬獨立核算企業進行審計。結果是“災難性”的：150家企業中103家虧損，43家資不抵債。

　　1992年10月，陳光班子在“以明晰產權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為主要形式，多種形式推進企業改革”的思路下，諸城市對五家企業進行試點改革。

　　五家試點企業涵蓋了四種類型：小型國有工業企業，小型國有商業企業，小型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

　　始建于1970年的諸城市國營電機廠是試點改制的第一個企業。改革試點工作組推出兩套股份制改造方案供職工選擇：一是個人股不超過20%，國家完全控股；二是將企業存量資產出售給職工，國家以土地入股。

　　意外的是，這兩套方案都遭到了職工的反對。國營電機廠的職工自己提出了一個方案：職工將企業資產全部買下，國有土地使用權不入股，由企業有償使用。

　　1992年12月24日，諸城市政府166號文件同意了這個建議：將國營電機廠“賣給”廠內職工。就這樣，一場由陳光班子主導，職工自己設計方案的國企改革開始了。

　　不幾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消息：山東省公開出售一家小型國有企業，他們用了“出售”的字樣。陳光“賣光”國企的做法頓時成了全國最大的焦點。

　　一句話就是他的“大靠山”

　　1992年“姓資姓社”的帽子禁錮了許多官員改革的腳步，但陳光的步子卻邁得異常地大，那是因為他有一個莫大的“靠山”。

　　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召開，江澤民作了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中提及，“國有小型企業，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經營。”

　　這句話成了陳光諸城改革的全部依據。

　　1993年5月，在5個試點企業的基礎上，陳光組織45個工作組進駐全市272家企業，開始全面改制。“陳賣光”也取代了陳光的真實姓名開始在全國流傳。

　　這個不靠港口碼頭，沒有鐵路、高速公路，也不靠近大城市，自然條件較差的縣級市，在陳光改制后發生了巨變。據統計，1996年的諸城與1990年相比，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由17.3億元增加到72億元；財政收入由0.85億元增加到3.2億元。

　　各地考察團蜂擁而來，1995年到1996年間，諸城市體改辦一天最多接待50多個考察團。關于陳光的爭論亦由此開始。有人罵他變賣國有資產，罪不可恕；有人對他極為推崇，認為陳光為中國國企闖出一條完美的路子。

　　73頁調查報告肯定改革

　　改制好壞的定性最終取決于高層的態度。自陳光改制開始，國家有關部委就多次派人前去調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一次派出12人前去調查，國資委，土地局、經貿委、體改委等部門多次派人前往。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洪虎，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李克強等都前往諸城考察。而1996年的朱镕基諸城之行，才算為陳光諸城改制作了最終的定論。

　　1996年2月，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受朱镕基副總理委派，率中央9部委聯合調查組赴諸城調查，寫出了長達73頁的調查報告，結論是：諸城的改革，方向正確，措施有力，效果顯著，群眾滿意。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了調查組的匯報。

　　1996年3月20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親抵諸城，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考察，最后，對諸城市采取多種形式探索搞活小企業的做法表示肯定。

　　高層的調查，對于陳光來說，是一種煎熬。陳光日后回憶自己的感受，“那時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幣，連自己也不知道會翻到哪一面。”

　　最滿意不是“賣光”是保障

　　建立養老、失業、工傷、醫療和女工的生育保險這五大保險

　　諸城改革中，令陳光最滿意的不是“賣光”，而是對企業社會保障問題的改革。諸城在企業改革之初，就對企業的社會保障問題進行了精心的研究，建立養老、失業、工傷、醫療和女工的生育保險這五大保險。這是陳光覺得最自豪的。

　　1992年末，諸城市西郊街3號。“諸城市國營電機廠”正式更名為“山東諸城市開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這標志著陳光諸城改制的開始。在成立大會上，陳光的講話一如既往的激烈：“從現在開始，我們兩者的關系徹底地變了，你注冊我登記，你掙錢我收稅，你違法我查處，你破產我同情。同情歸同情，沒錢給你，你找市場不能再找市長。”

　　但陳光清楚自己的職責與政府的職責。

　　“改制了不能一賣了之，一改了之。政府的職責是規劃、監督、協調、服務，服務是很重要的一塊。你得把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起來，企業改制以后雖然不找市長找市場，但你要看到市場是有風險的，企業有虧就有盈，有盈就有虧，破產虧損也是不可避免的，出了問題怎么辦呀，我不能再接過來再恢復國有吧？再把你抱起來吧？但是呢，我必須有個社會保障制度在這托著，讓破產的下崗的失業的都享受到基本的社會保障。”

　　在諸城改革的開始，陳光班子便對社會保障進行了精心研究。同步建立了養老、失業、工傷、醫療和女工生育保險共五大類保險。這或許是1992年時中國較早的與國際慣例的一次最有意義的接軌。

　　菏澤改革“賣光”到“送光”

　　90%的企業虧損面讓他不得不下“猛藥”

　　1997年6月，背負著“賣光”名聲的陳光來到山東欠發達地區菏澤，半年后，出任菏澤地區行署專員。

　　陳光到來時，菏澤企業負債率達122%，三分之二的企業停產，銀行的不良貸款超過80%。這樣的國企處境讓陳光想起了諸城國企的過去。于是在諸城“賣”的思路上，陳光給菏澤國企下了一劑猛藥：“送”。

　　陳光認為，就菏澤國企的這種營運現狀，菏澤人民的這種收入水平，誰還愿意去買？誰又買得起？送給別人，有人要就不錯了。他放出話去：“只要你能夠讓我們的職工有活干，有飯吃，只要你能夠幫助我們把企業搞活，我就把企業送給你。”

　　在“送”的思路下，陳光將菏澤近三分之一的國企“送”了出去。“陳送光”又代替了“陳賣光”被人在街頭巷尾中議論。

　　在他主政菏澤期間，不只是向外送國有企業，還進行了在全國引起激烈爭論的醫院改制，在加強公共衛生建設的同時，將菏澤市立醫院等幾家主要醫院賣掉，想走一條新的醫改路子，盡管最后的結局看來似乎不是很樂觀，最后醫院還是收歸國有，但是陳光并不是這么看，“醫改并沒有失敗，只是情況很復雜，時機不成熟”。

　　在“送光”模式后，菏澤市企業虧損面由1997年的90%下降到2002年的12%，工業企業由一年虧損20億元扭虧為盈，利潤超過10億元。國家經貿委向全國印發了山東菏澤企業改革的調研報告，陳光應邀到全國國企改革座談會介紹經驗。

　　對話陳光

　　賣光？送光？

　　我沒那本事，也沒那膽量

　　陳光現任山東省省長助理，很健談。他的思路清晰，邏輯嚴密，語言風趣。十多年前的人物、事件、時間、數據，他張口就來。他一字不差地背出了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關于中小企業出售的話語，脫口而出鄧小平關于共同富裕的51字話語。

　　諸城的改革是逼出來的

　　記者：改革不是偶然而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那么是什么刺激了諸城改革的進行？

　　陳光：諸城的改革是逼出來的。1992年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上半年的企業審計，三分之二的企業虧損，職工發不上工資；第二是1992年7月份，江澤民同志到諸城去了，他召開了國企改革座談會。總書記講話時說：我們的國有企業，三分之一的虧損，三分之一的不賺錢，真正賺錢的企業不到三分之一，我走了世界上這么多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有虧損的，有破產倒閉的，資本家也確實有跳樓自殺的，但是卻還沒有一個國家的企業像我們虧損面搞得這么大，國有企業改革事關黨的生死存亡，中央正在研究這個問題，請同志們和中央一起來研究這個問題，這是改革的動因。

　　記者：在當時情況下，諸城改革有沒有政策依據？如果有，是什么？

　　陳光：諸城改革不是隨心所欲的。十四大開了以后，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從理論上來講，改革的目標、方向很明確。我認為諸城改革有正確的理論做指導，就是鄧小平同志關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是政策依據。十四大報告上的那一句：“國有小型企業，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歸個人經營。”這就是政策依據啊，你還要什么？中央文件上，十四大的報告上，總書記講，白紙黑字上都寫在這個地方，怎么沒有政策依據呢？

　　合并同類項摸石頭過河

　　記者：在如此政策依據下，當時沒有其它的經驗可以借鑒，諸城改革是有步驟有計劃的呢還是摸著石頭過河呢？

　　陳光：摸著石頭過河，我們很小心，怕出問題。第一個試點小型的國有工業企業。這個企業成功了以后，馬上搞第二個，是小型集體企業。完了之后馬上又搞第三個，是小型國有商業企業。最后再搞一個，這四個搞完了呢，又搞一個鄉鎮企業。五個企業試點完了之后，到1993年的5月份，市委市政府研究通過決議，全面推開。

　　我們組織了45個工作組同時推開，用一年多的時間。我覺得從整體上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但是具體的操作過程當中是摸著石頭過河。

　　記者：諸城改革中，有沒有遇到政策與技術層面的困難？如果有，當時是怎么應對和解決的？

　　陳光：改革第一個企業時遇到了一些問題。政策性的問題，怎么來解決？我們采取的辦法就是：上級有明確政策規定的，堅定不移地按著上級的規定辦。上級沒有政策規定的，千方百計地朝相關的政策規定上靠。實在靠不上的，從實際出發研究解決，不管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商業企業、工業企業遇到這些問題，怎么處理，政府就坐下來研究，還得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還得按照改革的方向來。

　　你不能沒有突破是吧，我們市政府出臺一個正式文件，做出了十條、二十條規定。這一批問題解決了，再改革的時候又出了一些問題，前面有政策規定的就按著來辦了，沒有的，我們就再合并同類項，就再出臺一個文件，經過這一年半的改革過程，諸城市政府出臺了12個文件，自己制定了100多條規定。

　　改制最大阻力是改思想

　　記者：任何改革都有阻力，那么諸城改革的阻力在哪里？當時是怎么解決的？

　　陳光：我覺得我在諸城那么多的時間，包括后來到菏澤，企業改制最大的阻力還是干部群眾的思想觀念。

　　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傳統的經營體制模式，給我們的干部職工帶來的就是大鍋飯、鐵飯碗、鐵椅子、鐵交椅。鐵飯碗就是一人一份，不管你企業盈與虧，反正是社會主義餓不死人，你得給我發工資，至于企業辦成什么樣，盈還是虧，那是廠長與經理的事，那不是我的事。作為干部來說，鐵交椅，能上不能下，你只要不貪污受賄，不出大事，你上來了就下不去，頂多從這個廠上那個廠，叫“常敗將軍常掛帥”。

　　改革首先就是打破大鍋飯、鐵交椅，干部群體有一個本能的抵制。這不是簡單的事，市委市政府必須跟大家講清楚為什么要改，不改會怎么樣，我在大會上反復講，當時就有人罵我。

　　不改革怎么能行。但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改革以后怎么辦，給大家講清楚，最大限度地讓干部職工自覺地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擁護改革、參與改革，成為改革的主體。

　　思想解放貫穿整個改革的全過程。開始的疑問是淺層次的，隨著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又提了出來：出售國有企業會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是不是走私有化的路？會不會動搖社會主義制度？會不會影響政權的鞏固？諸如此類。我們都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給干部群眾講清楚，還得讓大家心服口服。

　　所以說諸城的這個改革，起步較早，力度很大，但是整個改革過程中沒有引起很大的震動，進展一直比較順利，也得益于從整個過程中，解放思想的配套工作做得好。

　　賣光、送光都名不副實

　　記者：許多人都稱您的做法為“賣光”、“送光”。對這樣的稱呼，您怎么看？

　　陳光：那是開開玩笑的話，不足為信。“賣”和“送”都是國有資產配置的手段，絕對不是個別人想象的搞私有化。賣出去的是資產，收回的是資本；送也不是送給個人，是送給實力強的大型國有企業。其實送出去的是包袱，引進來的是資本、技術、產品。市場四個增量。送出去的少引進來的多，結果是通過改革，企業經營機制轉換了，生產發展了，效益提高了，對國家的貢獻增加了，職工的收入增長了。“賣光”、“送光”，都名不副實，咱沒那個本事，也沒那個膽量。

　　深化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搞活中小企業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不是簡單的賣或送就能成功啊，送或賣都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合理合法的交換行為，是國家政策允許的，即便是送出去賣出去，也不能一送了之一賣了之，要搞好配套的改革，要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要保證職工的利益不受損害，要確保通過改革企業能夠得到四個增量，企業能夠火起來。

　　我們是共產黨員，是黨的干部，對黨負責對國家負責對事業負責對人民負責，不會胡來，也不敢胡來。

　　站在不同的立場就有不同的看法，改革是對是錯，三年五年不行，十年八年不行，15年總可以看出對錯來了吧。諸城去年地區生產總值超過300億元，財政收入28.3億元，地方財政收入16.3億了。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超過2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1萬元。那么一個偏僻的山溝里面那么一個小縣，不就是得益于改革比較早嘛。(韓適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