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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在胡錦濤主席“暖春之旅”成功訪日后，中日兩國面臨著進一步發展友好合作關系的難得歷史機遇。溫故而知新。在條約生效30周年之際，本刊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條約締結親歷者、中國前駐日本大使徐敦信。

　　記 者：1972年，中日已經實現了邦交正常化，為什么還要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徐敦信：中日締約是繼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兩國關系中又一件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大事。如果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揭開了兩國關系的新篇章；那么，1978年中日締約，則是從法律上進一步鞏固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使兩國關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日為什么要締約?第一，當然是為了進一步發展兩國睦鄰友好關系；第二，是因為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中日聯合聲明》明文規定，要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兩國關系正常化既已實現，為什么還要作出締約的規定呢?這就涉及中日兩國二戰前后的那一段歷史。

　　自1894年甲午戰爭始，日本不斷侵略中國，中日兩大民族一直處于嚴重對抗狀態，長達半個多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奮起抗戰，兩國完全處于戰爭狀態。經過長時間浴血奮戰，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在通常情況下，戰后交戰國之間都要締結和約，宣告戰爭狀態結束并處理各種遺留問題。但是，中日關系此后卻經歷了一段非常曲折復雜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奉行敵視新中國政策，致使兩國關系處于不正常狀態長達23年。而且，日本還同臺灣當局于1952年締結了非法的所謂“和約”。

　　經過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別是1971年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日本引起極大震動，日本朝野上下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聲空前高漲，形成了“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以民促官”的局面。1972年田中內閣成立后，明確表示要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邦交正常化的機運日臻成熟。另一方面，日本右翼親臺勢力仍負隅頑抗，執政的自民黨內部也分成兩大派。為減少阻力，挫敗“臺灣幫”的干擾，中方建議在日方確認“復交三原則”的前提下，采用發表政府聯合聲明的方式，宣告兩國關系正常化。日方欣然接受中方的建議。所謂“復交三原則”，一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三是“日臺條約”是非法無效的，應予廢除。關于戰后處理的有關問題，包括戰爭狀態的結束、戰爭責任、臺灣問題、戰爭賠償問題等，《聯合聲明》中都得到了反映，同時單列一條規定，雙方將進行締約談判。

　　記 者：《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開始并不順利，能談談具體情況嗎？

　　徐敦信：確實如此。中日締約談判始于1975年初，就條約的內容而言，本可以順利達成協議。但由于新上臺的三木內閣不愿將《聯合聲明》中的“反霸條款”寫進條約，致使談判一波三折，進展緩慢。直至1978年8月12日才簽署協議，前后歷時3年8個月12天。其間，日方經歷了三屆內閣，中方也跨越了兩代中央領導集體。締約談判在“反霸條款”上遇到困難，花費那么長的時間，其障礙除日本政局變化、右翼作梗等因素外，還同當時國際形勢大背景直接有關。

　　20世紀70年代初，美、蘇“兩超”全球爭霸愈演愈烈，并呈蘇攻美守之勢。蘇聯到處伸手，咄咄逼人。蘇共領導將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引向國家關系，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竭力拼湊所謂“亞安體系”，對我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1972年初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發表了《上海公報》，雙方同意將“反霸條款”(即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也反對其他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寫進公報。同年4月，中日雙方也同意將此條款寫入《中日聯合聲明》。此舉在客觀上形成了中、美、日聯手抗蘇的態勢。當時蘇聯爭霸氣勢正旺，它主動對號入座，稱“反霸條款”就是反蘇。三木內閣軟弱無力，對內應對不了右翼干擾，對外害怕得罪蘇聯，致使談判節外生枝，一拖再拖，遲遲不得進展。

　　記 者：在條約談判的關鍵時期，鄧小平同志發揮了關鍵作用，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徐敦信：時至1977年，中日雙方國內政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方三木下臺，福田赳夫取而代之。福田首相原本對中日關系并不積極，為此他在1972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敗在田中角榮手下。現在他當政了，但中日已經復交，兩國關系在各自對外關系中的分量也已今非昔比。福田不得不順應潮流，表示要積極對待締約問題。中國繼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1977年7月鄧小平同志復出，這是我國內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國際上也引起廣泛矚目和積極反響。鄧小平同志親自領導締約談判工作，有針對性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別是在圍繞“反霸條款”和促成福田下決心方面，有許多精彩手筆。比如，他指出“反霸條款”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句話，即不謀求并反對謀求霸權。也就是說，締約雙方首先自我約束不謀求霸權，同時也反對別人試圖謀求霸權。從國際關系準則和聯合國憲章精神來講，這無可非議。它沒有惹誰，也不針對誰；不想謀求霸權的人無需大驚小怪，而想搞霸權的人自然很不自在。福田首相在內外推動下，既想重開締約談判，又有一些顧慮。他向中方稱，希望中方理解“日本要同所有國家都和平友好”。鄧小平同志及時作出回應。他說，中日締約本可順勢解決，三木首相單單挑出反霸問題，使不成問題的東西成了問題。要同任何國家都和平友好，可以理解，中國也是這樣。反霸條款本身并不帶來另一種性質，即不可以同另一國家和平友好。問題是有人橫行霸道，實行霸權，難道也能對他和平友好嗎!如果中國在東南亞或亞洲搞霸權，人家會跟我們友好嗎!他說，福田首相不算是我們的老朋友，他過去和中國的關系，我們彼此都清楚，但是我們對此并不介意，希望福田首相同田中、大平一樣成為我們的朋友。他還說，首相工作繁忙，其實這件事只要一秒鐘就能解決問題，就是兩個字“簽訂”。“一秒鐘”的講話很快傳到日本，引起很大反響。實際上是傳達了兩點信息，一是中方對福田首相采取向前看的態度，二是等待他下“一秒鐘”的決斷。這對福田本人既是勉勵也是鞭策，而對積極主張早日締約的朋友則是很大的鼓勵。

　　福田首相在此情況下，為使締約談判順利進行，于1977年11月調整內閣，委任其得力親信園田直為外相，福田派接班人安倍晉太郎出任內閣官房長官。這樣安排人事，對外是為了同中方談判，對內是為說服黨內反對締約的右派，表明福田首相為重開談判已作好了組織上的準備。

　　中日外交當局正式重開談判，1978年7月21日到8月12日，22天中舉行了16場會談。緊鑼密鼓，短兵相接，難免唇槍舌劍，但雙方都努力擴大共識。中方代表團根據鄧小平同志關于“力求達成協議”的指示精神，十分注意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在談判進入關鍵性時刻，福田首相決定派園田外相訪華。8月6日晚，我正在辦公室加班。當晚8時45分，日本駐華使館堂之脅公使打來電話稱，園田外相希望訪華舉行兩國外長會談。這是一個積極信號。我立即請示領導同意，直接電話報告鄧小平同志辦公室。秘書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信息，沒掛電話就立即口頭報告鄧小平同志，很快答復“歡迎訪華”。當晚9時15分，我電話復告堂之脅公使，對方既高興又驚奇：“這么快啊!”因為前后僅用了半小時。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于1978年8月12日在人民大會堂簽署。我全國人大和日本國會分別審批通過后，于1978年10月23日在東京互換批準書正式生效。

　　記 者：《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有何重大意義？

　　徐敦信：《條約》篇幅不長，但文字精練，言簡意賅，意義重大。

　　第一，確認《中日聯合聲明》是兩國和平友好關系的基礎。嚴格遵守《聲明》規定的各項原則，從法律上進一步鞏固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條約》是近代中日關系中第一個真正的平等條約，是當時兩國關系的政治總結，也是進一步發展睦鄰友好合作的新起點。

　　第二，雙方承諾不謀求霸權并反對任何謀求霸權的企圖，既是鄭重的自我約束，也有利于維護亞太地區與世界和平。締約挫敗了蘇聯當局的無理干擾，有力地促進了國際反霸事業。反霸條款的精神同當今中日都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一脈相承，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第三，開啟了兩國高層互訪的大門，為兩國經貿合作、人文交流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景。締約當年中日貿易額僅為50多億美元，如今早已突破2000億美元，2007年達2360億美元。日本企業對華投資和兩國政府間資金合作也是從締約后開始的。30年來，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累計約800億美元，在海外對華直接投資中名列前茅；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累計300多億美元，約占外國政府優惠貸款總量的一半，對我加速現代化建設起了積極作用。雙方人員來往從當年的1萬人次，發展到現在每年近500萬人次，每天有1萬余人來往于兩國之間，每周航班達500架次。

　　記 者：鄧小平同志親自出席了《條約》批準書的交換儀式并訪問日本，應如何來概括其重大歷史意義？

　　徐敦信：今年適逢我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前，鄧小平同志作為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應邀訪日，并出席《條約》批準書的交換儀式，面向日本朝野各界做了大量工作。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十分注意考察研究日本戰后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為我國即將啟航的改革開放事業汲取和借鑒了許多重要思路。比如，設定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提出建設小康社會人均800—1000美元的指標；引進先進設備，進口高品位原料，創建上海寶鋼等。訪日回國后不久，鄧小平同志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強調搞現代化要善于學習，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先進管理方法學習。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樣講不僅是高瞻遠矚，更是體現了非凡的膽略。

　　鄧小平同志訪日后不久，國內就指派20多位專家和經濟部門負責人組團，赴日“蹲點考察”；又從日本聘請大來佐武郎等有實踐經驗的經濟專家，來華當顧問。中日經濟專家學者每年舉行知識經驗交流會。后來，我們有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也是借鑒了日本的做法，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即擴大對公共事業投資，以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地增長。

　　當我們回顧中日締約30周年這段歷史的時候，再次感受到兩國政治家，特別是鄧小平同志的遠見卓識和《條約》的強大生命力，也不會忘記福田赳夫首相在日本各界有識之士的推動下，為發展中日關系所作出的貢獻。

　　記 者：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楊發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