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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年前，四川一樁因接受捐款而“脫貧致富”的風波，推動了“善款善用”的法治進程——

　　當有一天，遠在廣州的“東方紅三姐妹”也開始試著向基金會或民政局捐款時，她們也許不會意識到，讓捐款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正是由她們的經歷引發的一場“愛心地震”——12年前，刊登在《華西都市報》上的一篇“揮霍愛心”的新聞，讓善款如何善用第一次進入人們的思考；1999年，由此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將捐款管理納入法治軌道。

　　[事件] 捐款富了農家三姐妹

　　上世紀90年代初，剛剛富裕起來的中國人，開始尋找人生價值的另一個出口。所以，當1994年四川達縣趙家鎮九龍村杜曉東、杜曉方、杜曉紅三胞胎姐妹，“母病、父殘、面臨輟學或送人”的消息見諸報端后，來自全國各地的捐款，開始像雪花一樣飄進其父杜學元的口袋。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個曾經用殘疾的右手夾著糞勺舀糞、把原稿作者鄧建國感動得眼淚嘩嘩的喪妻農民，只學會了三件事：到小鎮唯一的郵局取匯款，轉存到郵局附近的銀行，然后，捏著寶貝似的存折，坐進鎮上的麻將館……三朵正上初中的姐妹花，也在“富裕”起來的父親的教育下，從窮得要退學的農家娃，變成了時常下館子的時髦少女。

　　這一切，如果不是因為2年后，華西都市報記者姜鋒的再次造訪，獻愛心的單純腳步，還將樂此不疲。日前，正在籌劃自己新公司的姜鋒告訴記者，1996年，當他從麻將館找到報紙上“身殘志堅”的杜學元時，心立刻涼了半截，隨后的采訪更是讓他目瞪口呆：游手好閑的杜學元請來自己的親戚當保姆，8畝田荒得長了雜草，妻子病故后，一家四口更是當上了“吃商品糧的農民”，每年的豬肉錢都要花1600多元。

　　同時，靠捐款迅速“脫貧致富”的杜學元卻日漸小氣。據當時媒體報道，盡管巔峰時期杜家每天收到的捐款上萬，但杜學元依然找到女兒學校校長，死活要求退回寄到校方的1.8萬元捐款。吳校長原本指望“專款專用成立‘東方紅基金會'，救助更多失學孩子”的愿望成了泡影；更讓患難鄉親耿耿于懷的是，村上一特困村民的住房被風刮垮，全村唯一既不出錢又不出力的，竟是杜學元。

　　從杜家老宅出來后，姜鋒想，該寫一篇文章來揭露真相了；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篇稿件的問世，竟然在全國掀起了一股“善對善款”風。

　　[影響] 媒體報道引起高層重視

　　1996年11月，姜鋒所作的《冷靜看“東方紅”愛心熱——捐助“東方紅”三姐妹的前前后后》，在《華西都市報》以特稿形式刊發，“東方紅”再次熱遍九州。這篇報道率先提出了如何對待和管理公益事業募捐的問題，引起了高層領導的重視，全國人大辦公廳把這篇報道復制了若干份，分發給法學專家。1999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經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并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這篇文章成了這部法律立法的重要依據之一，中國的公益事業募捐活動從此步上了一個有法可依的良性軌道。

　　對于曾經的尖銳批判，姜鋒認為，“東方紅事件”在當時，不過是冰山一角，在善款缺乏法律監管的上個世紀末，躺在愛心上吃愛心的人比比皆是。

　　[推動] 安徽代表首提捐贈立法

　　和姜鋒一樣關注公益事業立法的，還有在人大會議上正式提出為捐贈立法的“第一人”孔繁超，2000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時任安徽代表的他向大會提交了《關于盡快制定“社會募捐法”的議案》，提出了立法問題。日前，已經退休在家的孔繁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上世紀90年代末，捐款救助曾經風靡全國，除“東方紅事件”外，北京街頭募捐最后卻不了了之，身邊朋友捐出錢款后對其去向一無所知等情況都讓他頭痛。經過深度調研，他首度“吃螃蟹”，大膽向大會提交了募捐立法的議案。

　　讓孔繁超欣慰的是，立法過程并沒有想象中的阻力，“一切似乎隨著社會的需求水到渠成。”孔繁超說，《捐贈法》的積極意義已無須多言，它的確是中國公益捐贈事業日益規范的開端。

　　“《捐贈法》的出臺填補了我國公益事業監管的空白。”四川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伍長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部法律讓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加強，同時，也使公益捐贈行為有法可依。大多數公民已確立了權利與義務對等的觀念。

　　[意義] “前人種樹 后人乘涼”

　　“如果沒有捐贈，三姐妹早就輟學了……”這是今年9月，記者再訪達縣趙家鎮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據三姐妹的鄰居李四貴介紹，三姐妹在捐款的資助和自身的努力下，1999年同時考上了大學，現在，27歲的三姐妹常居廣州，各自婚嫁，生活幸福。“去年她們回鄉來給父親掃墓，打扮入時，出手大方，早就不像農村人了”。九龍村村主任張世全證實了李四貴的說法。張世全說，自3年前三姐妹的父親杜學元患癌癥在廣州去世后，三姐妹就很難再回鄉下，除了小妹杜曉紅的戶口和杜家老宅還留在村上“準備葉落歸根”外，她們與九龍村已沒什么聯系。

　　雖然當年的“捐款歸私”，讓三姐妹一家受盡了詬病，而攜巨款的杜學元之后開網吧也是虧損慘重，“一生磕磕絆絆，也沒享受到多少天倫”。但趙家鎮黨委副書記劉寧覺得，由三姐妹“捐款門”事件引發的捐贈立法，在之后的近10年里，讓無數人享受到了“善款規范使用”的均衡利益。劉寧說，《捐贈法》實施后，趙家鎮這座深居大山的小鎮，村民的思想也在發生微妙變化，“盡管對捐款去向仍存質疑，但鎮上希望通過基金會等積極形式，重建捐款管理秩序，同時幫助更多像三姐妹一樣的孩子。”(華西都市報記者 鐘蓉 實習生 劉聰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