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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話的時候正是上班時間，陳廠利卻可以披著外套到玻璃廠對面的村委會值班室找人聊天。

　　陳廠利坦言，集體是有集體的弊端，效率很低，比如一個人能干的活幾個人干，加把油能干完的活卻要拖很長時間，而且管理層都是本村人，誰也抹不下面子說你，干多干少、干差干好全憑良心。

　　今年50出頭的陳廠利曾是后寨村的“中層”——生產隊長，多年在生產一線的管理經驗讓他對“集體”產生了一定認識，他說，在集體經營的模式里，關鍵是帶頭人的榜樣作用和中層的以身作則。

　　“如果管理人員不怕得罪人，能下茬管，集體經濟還是會好的，在集體中生活確實有優越感。”陳廠利說：“‘人民公社’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

　　后寨村的“人民公社”模式的的確確給村里人帶來過實實在在的好處，村辦企業最紅火的時候，村集體出資打通了全部的水泥路，自來水接到家家戶戶，村民的水電費大部分由村里支付，浴池為村民免費開放，樓板廠則免費為蓋樓房的村民提供樓板，孩子上學村上也有一定補助。給社員分到戶的糧食是平價糧，每公斤比市場上要低幾毛錢。而且為喪失勞動力的老年人——男性70歲、女性65歲以上的老人，分別提供120元和80元的養老金，以實現“老有所養、居有定所”的“共產主義”理想。

　　文革期間曾擔任過后寨村革委會主任的張維祥老人認為，只要后寨村能在管理上下工夫，大家有責任心，待在集體里依然很好。

　　“在我們村尋找一個富人很容易，但要尋找一個窮人很難。”張維祥說：“后寨是走共同致富的路子，只要你干活，哪怕是走個過場，做做樣子，每天就有人給你記工分，年底就能分到糧和錢，這極大地保護了‘弱勢群體’的利益。”

　　張維祥坦言，現在很多“腦子靈光”的人紛紛離開土地，找更大的發展空間去了，大多數年輕人也外出打工，下地勞動的都是一些老人、婦女和“腦子不好使”的人，這些人相對好管理，只要他們下地勞動，年終就能得到和大家一樣多的回報。

　　“他們沒有因為自身的特殊情況而受到歧視，也沒有影響到年底的分紅，即使遇到大的自然災害，大家都不會擔心餓肚子。”張維祥說：“這正是別的村羨慕我們的理由。”

　　在后寨，絕大多數人家的房子都修得很漂亮，一排排新建的樓房裝飾得也很美觀。據了解，戶縣村民人均年收入是2800元，但后寨村兩年前的人均年收入已達4500余元，是遠近聞名的富裕村，一些老人習慣了綿延三四十年的“公社生活”，他們不愿分開，且對“共同富裕”深信不疑。

　　10月15日下午，一位姓韓的老人坐在家門口和人拉家常，他的身后是新蓋的樓房，裝飾得非常漂亮，兩扇門上還鑲嵌著金屬材質的“門神”。他告訴記者，“公社”生活很好，不操心，沒壓力。

　　“現在挺好的，為什么要分開呢？”他的想法至少能代表這個村子的一批人。

　　決定前途的首要元素——經濟

　　后寨三四十年來之所以能將“人民公社”的模式堅持下來，與這個村的經濟實力不無關系。

　　據戶縣余下鎮包村干部劉勝利講，后寨村“人民公社”模式是陜西唯一的，也是最后的。

　　“以前，戶縣的東南村和宋南村都嘗試過“人民公社”的大集體模式，但都沒有堅持下來。”劉勝利說：“后寨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這個村子在改革開放初期集體企業就搞得不錯，這種勢頭一直延續至今；另一個原因是帶頭人張志武和杜玉忠數十年堅持的結果。”

　　據劉勝利講，1979年前后，張志武等人就開始為發展集體經濟動腦筋了，后寨先后辦起了紡紗廠、窯廠、硫酸紅廠、淀粉廠等，而且收益不錯。那時，周圍村子的年底決分人均每日分值是5角錢的時候，后寨村的分值已是他們的數倍。也就在那時，中國農村改革正熱火朝天，戶縣也掀起了“包產到戶”的熱浪，但后寨村靜悄悄，嘗到集體經濟甜頭的后寨人擔心“這地一分，廠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體的廠子被分了，咱有啥好處？”所以堅決反對包產到戶。

　　最終，村集體決定繼續走“人民公社”之路。

　　“雖然與當時的大氣候不協調，但‘包產到戶’的政策還處于摸索階段，也允許多種形式并存，后寨的社會主義路線就這樣堅持了下來，”劉勝利說：“這一堅持就是幾十年。”

　　劉勝利表示，1984年前后，后寨村貸款60萬元辦起了第一個玻璃廠，一年以后就收回了成本。接下來的后寨村進入了它的輝煌時期，辦起了第二和第三個玻璃廠，效益都不錯。后來后寨想尋求更大的發展，用自己積累的1100多萬元辦起了電廠，但好景只有兩三年，由于國家限制發展小火力發電企業，加之高昂的煤價使他們不得不停產，但相對雄厚的后寨并沒受太大影響，玻璃廠效益依然很好，后寨經濟堅持了暫時的繁榮。

　　“其實，這幾年來，后寨關于分還是合的討論就沒有停止過，” 劉勝利說，“但在每一次的緊要關頭，大多數人還是堅持了‘人民公社’，因為他們對集體很依賴。”

　　后寨未來前途面臨痛苦抉擇

　　“后寨的發展已經走入了死胡同，非改不可了。”年輕的戶縣余下鎮黨委副書記劉濤直言快語：“從長遠的眼光看，后寨的集體模式是要解體的，結合這個村的現狀，崩潰是遲早的事，是兩三年內的事。”

　　劉濤是兩年前調到余下工作的，他的老家就在后寨附近，坦言對后寨的關注已有很多年，也曾多次調研過后寨“人民公社”的模式，大集體效率低下、人心渙散等劣勢特征已嚴重阻礙了集體經濟的發展，長期以來，村民形成了混日子的習慣，一些建議意見根本聽不進去。加之處在“自治”語境下的農村，每個人的覺悟不一樣，利益訴求也不一樣，各種意愿都要尊重，也很難平衡，鎮黨委政府對他們的引導也是有限的。

　　“只有等到后寨集體經濟不行了，或玻璃行業整體不景氣的時候，后寨的方向才能明確。”劉濤說：“后寨很多人對村子命運走勢是模糊的，有的人還刻意回避這個問題。”

　　“只有在陣痛來臨后，他們才會清醒，但這是很殘酷的，后寨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劉濤語重心長地說。

　　在關于后寨該向何處去的探討中，余下鎮的詹副鎮長認為，后寨只有學習華西村的經營思路才能走出困局，他認為后寨也的的確確到了非改不可的階段了。

　　“村辦企業礙于親情人情管理松散，效率低下，農業方面‘出勞不出力’影響積極性，總之要提高產值和效率必須學習先進經驗。”詹副鎮長說：“后寨應該走股份制的道路，像華西村一樣，確立每個人的股權，成立具有現代理念的后寨股份公司，從社會上聘請職業經理人經營企業，對土地可實行流轉。”

　　華西村在吳仁寶帶領下一直堅持走“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的道路。華西村在分配上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集團總公司與各下屬公司、企業實行承包經營。有資料表示，實際上現在華西村的經營模式已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集體經濟，是公私合作制。華西村是集體控股，占70%；村民參股，占30%，村民和集體已經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華西村的成功經驗其中重要的一條是“一分五統”，即分開的是村和企業，統一的是經濟管理、干部使用、勞動力安排、福利發放和村莊建設規劃。

　　詹副鎮長說，和華西村一樣，每個集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都必須改革，華西村通過一系列變革成為現代化的“天下第一村”，而后寨正站在十字路口，眼前面臨著一系列問題。

　　維持現狀不行嗎？

　　劉勝利告訴記者，在后寨的發展結構中，發展集體經濟是主要的，農業生產是次要的。今年的玻璃行業效益比較好，后寨企業的產值能達到4000余萬元，利潤應該有數百萬，除去給國家上繳的利稅外，村集體應該有200余萬向村民年終分紅，大家的日子過得依然很好，但不能保證明年后年繼續好。

　　維持現狀就意味著坐等風險的到來。

　　詹副鎮長認為，后寨集體經濟過分依賴個人，像前幾十年一直是張志武和杜玉忠扛旗，現在這兩人老了，也都退出村領導崗位，新上任的領導是否有老領導的魄力，是否能有老領導的威望，這都決定著后寨“公社”路線的命運。

　　剛剛落選的前任村書記、被有的媒體譽為“靈魂人物”的張志武多次拒絕了記者的采訪，在電話里他告訴記者：“后寨‘人民公社’肯定堅持不下去……”

　　后寨，一個個性的村莊，一群倔強的人，一種另類的發展模式，在“分”還是“不分”的爭議中迎來選擇的陣痛……

　　-文 本報記者 史佳 圖 記者 李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