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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面對中國社會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人們思緒萬千,感慨萬端。究竟是什么使中國發生如此之巨變,充滿希望地活躍起來了呢?其根本經驗是什么?給了我們哪些重要啟示呢?

　　帶著這樣的問題,金秋十月,新華社記者采訪了76歲的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

　　根本經驗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

　　30年歷史巨變,可以從多方面,用多視角來觀察,而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或者說最使十幾億中國人受惠的一條,就是在新時期,從根本上改變了封閉僵化的頹勢和萬馬齊喑的沉悶,真正充滿希望地活躍起來了。

　　記者:據了解,您是我們黨參加中央全會文件起草次數最多的理論干部之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您參與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此后又相繼參與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六大報告的起草,同時參加了這期間各次中央全會的理論性綱領性決議的起草,您還參與了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整理工作。從這樣的經歷出發,您怎樣看待改革開放30年來的歷史經驗?

　　鄭必堅:這30年間,我國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在這個偉大歷史進程中,共產黨領導人民開拓進取,創造和積累了多方面的寶貴經驗。黨的十七大報告概括的“十個結合”,是這些經驗的完整綜合和總結。而所有這些經驗,從根本上說,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

　　記者:您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鄭必堅:30年歷史巨變,可以從多方面,用多視角來觀察,而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或者說最使十幾億中國人受惠的一條,就是在新時期,從根本上改變了封閉僵化的頹勢和萬馬齊喑的沉悶,真正充滿希望地活躍起來了。

　　鄧小平同志在1987年5月曾經說過: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還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這30年最為重視的就是這個“活躍起來”的問題,就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之有無活力的問題,就是人民群眾精神狀態是沉悶還是活躍的問題。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一個社會主義的后發現代化國家,在改革開放推動下,實現了世界近代以來大國發展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持續高速發展。顯然,這樣一種罕見的“井噴式”發展勢頭還將長期持續下去。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活力,已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現象。

　　30年改革進程可概括為四大歷史段落

　　圍繞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這條主線,可以把這段歷史粗略概括為頭四年、中間兩個十年和最近六年,這樣四個大段落。

　　第一大段落從1978年到1982年,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第二大段落從1982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城市經濟活躍起來,對外開放由點到線再到面；第三大段落,從1992年到2002年,中國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第四大段落,2002年以來,進入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的嶄新階段。

　　記者:改革開放是一個波瀾壯闊、豐富生動的偉大進程,您能否簡要梳理一下這一進程的歷史脈絡?

　　鄭必堅:圍繞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這條主線,可以把這段歷史粗略概括為頭四年、中間兩個十年和最近六年,這樣四個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從1978年到1982年,是“撥亂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農村經濟活躍起來,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

　　第二大段落,從1982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是“開始全面改革,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道路、基本路線并大膽探索改革目標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出現了“隔幾年上一個臺階”式的加速發展時期,城市經濟活躍起來,對外開放由點到線再到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記者:從這時起,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社會又面臨著新的考驗和挑戰。

　　鄭必堅:對。第三大段落,從1992年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之前,是“經受住政治和金融風波考驗而更加堅定奮進,有系統地確立指導理論、基本綱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實現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突破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在1992年到1996年年均增長12.1%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內需,克服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同時使國家計劃管理由指令性計劃向指導性計劃轉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點,就是經過這一段落的持續改革和發展,中國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

　　第四大段落,也就是從2002年以來這最近6年以至今后,乃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明確界定當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方位,更高地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六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21世紀頭7年經濟總量保持兩位數穩定增長,國民經濟基礎設施和國有經濟重大項目上了新的大臺階,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臺階,并且在加快發展的同時更加關注公平正義,進入了一個以更高自覺致力于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同時全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使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更加協調推進的嶄新階段。

　　繼續改革才能解決深層次矛盾和新問題

　　對于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無需諱言,也不應當諱言。黨中央對待這些問題總是十分清醒地把握兩條:一條,是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另一條,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和科學發展來解決。

　　記者:30年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就,同時也逐漸突顯出一些深層次矛盾和新問題。比如城鄉差距、貧富分化以及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等問題,引起了中央的重視和百姓的不滿。對這些問題您怎樣看?

　　鄭必堅:對于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無需諱言,也不應當諱言。據我多年親身體驗和觀察,我們的黨中央就是采取這樣一種徹底唯物主義者的態度,歷來非常重視并且勇于面對這些問題。改革開放30年,黨的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每一次中央全會,研究分析的都是實踐中遇到的重大緊迫問題。黨中央對待這些問題又總是十分清醒地把握兩條:一條,是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決不因某些具體問題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條,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和科學發展來解決。

　　記者:有一種觀點將這些問題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體制改革聯系起來,甚至對改革開放產生動搖和懷疑,您認為應當如何澄清是非?

　　鄭必堅:實際上,在確定市場化改革目標之初,我們的黨中央就明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沒有現成經驗,必然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發生。因此,要求我們既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又要善于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錯的趕快改。

　　至于一個一個具體問題,則需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公正問題。總體而言,30年來人民群眾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別是絕對貧困人口由2.5億減少到2000多萬,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現在的問題,主要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還存在發展不平衡和較大的收入差距。這里既有工作中的問題,又有歷史和自然條件等長期形成的問題,此外還有一個如何評估差距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問題,同樣還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發展,靠高效率的發展。

　　兩大項“雙重使命”和“五大挑戰”需直面

　　第一大項“雙重使命”,就是既要通過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經濟體制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又要促進社會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另一大項“雙重使命”,就是既要繼續完成傳統工業化,又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趕上現代科學技術新的“偉大的革命”。

　　五大挑戰:一是物質資源包括能源資源短缺的挑戰,二是生態環境惡化的挑戰,三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嚴峻問題的挑戰,四是自然災害挑戰,五是國際范圍的危機挑戰。

　　記者:我們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經驗,是為了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而解決現實問題,必須從國情出發。您認為應如何把握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

　　鄭必堅:我想提出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所擔負使命的特殊復雜性問題,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這種復雜性集中體現在兩大項“雙重使命”。

　　第一大項“雙重使命”,就是既要通過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和促進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又要促進社會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這是個“兩難”命題,其特殊復雜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在這樣那樣具體問題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長遠發展上是統一的,在發展過程的一定階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不能只顧一方面而不顧另一方面。這就要求我們清醒把握問題的兩重性和長期性,并且把握好處理問題的“度”。

　　另一大項“雙重使命”,就是既要繼續完成發達國家早已完成的傳統工業化,又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趕上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且至今方興未艾的現代科學技術新的“偉大的革命”。也就是說,中國在本世紀上半葉所要解放和發展的生產力,應是把產業升級、設備更新、核心技術創新和整個創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和生態文明的水準和境界；與此同時,又應是把在資本、技術和勞動更好結合基礎上的創業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夠在我們這樣十幾億人口大國實現持續充分就業的水準和境界。

　　記者:這種局面在其他國家發展歷史上是否有過先例,我們應當如何承擔這兩大“雙重使命”?

　　鄭必堅:如此艱巨復雜的兩大“雙重使命”,是世界近代以來一切大國工業化、現代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也是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我們只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一以貫之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同時力求針對這兩大“雙重使命”在具體實踐中面對這樣那樣的矛盾而把握好處理問題的“度”,這樣堅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21世紀中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擔負的兩大“雙重使命”就一定能夠完成。

　　記者: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于挑戰”。怎么看待并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

　　鄭必堅:所謂挑戰,歸納起來大體是三大挑戰:一是物質資源包括能源資源短缺的挑戰,二是生態環境惡化的挑戰,三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嚴峻問題的挑戰。由此可見,在21世紀上半葉,尤其是頭10年、頭20年,我們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實在是夠多夠大的了。實際上,事情還不止于此。如果再考慮到巨大規模的自然災害,包括已經發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來歲月可能發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災害,那么這就是第四大挑戰了。此外,就國際方面來說,新條件下國際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和軍事的種種壓力,包括當前國際范圍同時發生的金融、能源、糧食三大危機,也包括未來歲月國際范圍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種種危機,那就是第五大挑戰了。

　　還必須強調一點:這“五大挑戰”,又是在我國擁有13億人口并且還會在本世紀上半葉繼續增長到15億人口這樣一個“總背景”之下。這可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哪一個國家都不曾有過的,絕無僅有的“總背景”。

　　本版文圖均據新華社

　　鄭必堅：必須看到中國國內大局的分量在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