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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為何始自農村？農村改革的突破口，為何出自名不見經傳的小崗？

　　打響改革“第一槍”的小崗，為何沒有憑借改革的先發優勢再立潮頭？

　　被認為沒有民主傳統的中國農村，“泥腿子”們為何率先鬧起了“海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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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認真思考、解剖這一個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時，農村改革開放30年的成功經驗、教訓也逐漸浮出水面，并啟迪著未來的中國改革實踐。

　　啟迪之一：民生為本，是突破桎梏的最強動力

　　在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窮國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只有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為指導，沒有任何現成經驗可資借鑒，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曾被定義為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兩大特征而難以撼動，這就注定了改革開放的艱難。

　　回首30年來走過的艱辛歷程，中國式改革的主要內容，事實上是突破兩個“一統天下”的過程：一是所有制形式上公有制的一統天下，二是經濟運行上計劃經濟的一統天下。

　　中國改革開放的突破口為何選在了農村？農村改革的突破口為何選在了小崗村？這是一個許多人都十分關注的歷史命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社會變革最容易從舊體制的薄弱環節獲得突破。而小崗村恰恰是“薄弱環節中的最薄弱環節”：前一個薄弱環節是指農村，后一個薄弱環節是指連溫飽都解決不了的地方。

　　小崗村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做法，顯然有違以往人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但是，當一個地方為了“不餓死人”而做某種嘗試時，它是最容易得到人們的同情與呼應的，因為吃飯是人類的最基本需求，有著天然的合理性，任何條條框框都難以束縛這種探索。可以說，類似吃飯這樣事關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問題，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突破種種思想桎梏和體制束縛的最強動力。

　　嚴格地講，鄉鎮企業的崛起和“民工潮”的涌出，也是觀照民生問題的一個角度。由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土地再也容納不了剩余勞動力，農民被城鄉二元隔離墻“關在墻內”搞起了鄉鎮企業；“沖破墻體”進城打工。這兩個現象的根源仍是民生問題。在“民工潮”中，因為農民工進城受到了種種“身份岐視”、職業排擠和不公正待遇，又引出了其中深刻的“民權”問題。

　　其實，民生所在，正是黨心所系，政之所行，因為民生問題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的命運休戚相關。古今中外，無數朝代更迭、無數政黨興衰，都在反復證明一個道理：重視民生，則國泰民安、政通人和；無視民生，則國覆民反、政息人亡。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飽含深情地講道：要“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溫家寶總理曾引用鄭板橋這兩句詩，來表達自己“行事思萬民憂樂”的心聲。

　　而“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理念，正在加速轉化為執政黨克服種種困難，突破種種框框，改善民生的各類具體行動。民生問題最薄弱處，正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突進方向。正是循著這個思路，才有了城市支援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的新戰略布署。

　　啟迪之二：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

　　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誠哉斯言！有人曾對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的創造進行了歸納、梳理，認為億萬農民有“十大創造”，而鄉鎮企業毫無疑問是繼“大包干”之后的第二大創造。鄧小平稱其為農村改革中“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是“異軍突起”。

　　鄉鎮企業像“大包干”一樣，也是在風風雨雨的沖刷與陣痛中誕生的。沒有中央的肯定與支持，就不會有鄉鎮企業的春天。

　　眾所周知，華西村是發展鄉鎮企業的“招牌村”。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華西村為發展鄉鎮企業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曾經冒了巨大的政治風險。

　　上世紀70年代是個“以糧為綱”的年代。多年的實踐，使華西村當家人吳仁寶痛切地感到，單靠搞農業只能維持溫飽和簡單再生產，農民要真正富起來，過上城里人的好日子，非得發展工業不可。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江南水鄉率先辦起了一家小五金廠。

　　為了保密，他們在工廠四周壘起高高的圍墻，掛上厚厚的簾子，對外守口如瓶。就這樣，小五金廠在隱姓埋名的十年中，為華西村創造了上百萬元的利潤，農民收入分配的一半來自這個廠。

　　在當時的環境下，華西村偷偷摸摸的做法，雖然讓他們提前掘到了“第一桶金”，為后來的工業突飛猛進式發展做了一次成功的演習，但畢竟“名不正、言不順”，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充分尊重農民首創精神，開始成為社會共識。吳仁寶認準的這條路才通暢起來，他們把小五金廠的簾子全部拉開，圍墻徹底推倒，甩開膀子大干起來。到1990年，華西村工農業總產值就突破億元大關，成為江蘇第一個億元村。

　　鄉鎮企業創造了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吸引了近兩億的農村勞動力，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位巴基斯坦領導人說，這是中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

　　除了包產到戶、鄉鎮企業這些影響遍及全國的“大創造”以外，全國各地適應本地發展需要的各種創造又何止千萬。在縣域經濟實力排名第一、被稱作“華夏第一縣”的江蘇昆山市，改革開放以來，有多個全省乃至全國的“第一”：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全國惟一自費創辦的國家級開發區、共和國歷史上第一個封關運作的出口加工區等。

　　正是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昆山這個在蘇南第一輪大發展中錯失發展機遇的地方，借助外向型經濟的力量后來居上，名列全國縣域經濟綜合實力的榜首。

　　農民的首創精神，在每一個改革階段都生生不息，在每一次改革的“破障”之時都顯出它勃勃的生機。在眼下農村，當融資難成為制約生產發展的“瓶頸”時，安徽省近30個縣的農民把村民自治模式“橫向移植”進經濟領域，創辦了被稱為“窮人銀行”的800多個村民互助資金合作組織。這些“窮人銀行”由政府財政扶貧資金與村民入股“合資”而成，實行“由村民民主管理、自主決策、共同參與、相互監督”的管理原則，在村民組內部形成一種利益共管機制，全體村民大會每人一票民主推選公道正派、有一定管理能力和責任心的由5至7人組成“互助資金”管理小組，內設的組長、會計、監督員各有明確分工，按程序辦事。遇有重大問題，全體村民共同研究解決。這種改革新嘗試在安徽農村基層正搞得紅紅火火。

　　啟迪之三：上下互動，“兩個巴掌才能拍得響”

　　提起包產到戶的“專利”，多少年來人們都認為非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莫屬，然而最近本刊記者發現：在紀念農村改革開放30年之際，全國一下子冒出來許多地方與小崗村爭奪“知識產權”。有山東學者講，山東一地先于小崗實行了包產到戶。對于山東人的“爭功”，浙江有人不干了，稱浙江臺州白水洋鎮的皂樹村更是先于小崗10年實行了“大包干”，并且一直延續至今。

　　查閱歷史本刊記者方知，他們的話也許并非妄言。據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潤生回憶，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20%～30%的生產隊實行過包產到戶，但遺憾的是它們都沒有獲得成功。即使有個別地方像皂樹村那樣實行了包產到戶，但因是偷偷摸摸的局部試驗，在全國幾乎沒有示范意義，產生不了多大影響力。

　　真正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并把“大包干”模式推向全國的是小崗村，從這個意義講，小崗并沒有浪得“農村改革發源地”虛名，其他地方也用不著忿忿不平。“小崗經驗”傳遍全國的關鍵，是它得到了中央的認可，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它得到了關鍵性人物——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認可，并力排眾議，大力支持。

　　對于這段歷史，杜潤生給予了極為深刻的獨到見解：“一種關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眾創新加上政治組織支持這兩方面的因素一起發生作用。這就是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產隊已實行包產到戶卻未獲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風行全國，從而振興了農業。60年代與80年代有著重大歷史條件的不同，人們用上下互動關系描述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改革，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農村稅費改革更是“上下合拍、合力而成”的典型。上世紀80年代末就在安徽省太和縣“深度試水”的這項改革，雖然效果顯著，但給基層政府運轉造成的暫時性壓力很大，面上鋪開時遭遇重重壓力。如果不是決策層的痛下決心，這項改革很可能被局限在部分地區，甚至會“胎死腹中”，農民負擔過重導致的系列社會問題，會因此項改革半途廢去而愈演愈烈。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英雄”對歷史的推動作用是萬萬不能忽視的，尤其是在一些關鍵的節點上。小崗村的成功，就是因為它在恰當時候，得到了“英雄”般力量的鼎力支持。

　　蘇南鄉鎮企業改制的最終成功，也是上下良性互動的結果。但遺憾的是，這種互動晚了好幾年，錯過了一些重要的發展機遇。

　　蘇南是鄉鎮企業的發祥地，其集體經濟的發展模式相對于過去純而又純的國有經濟，具有明顯的體制優勢，因此它一出現便“異軍突起”。但是，隨著國有企業的不斷搞活以及私營經濟的迅速崛起，其“負盈不負虧”機制的弊端日益凸顯出來，許多企業出現了“廠長在一個鐵桶，廠長不在一個窟隆”的局面。1997年，有人甚至作出這樣的比喻：鄉鎮企業好比“李闖王”進京，不知江山還能坐多久。

　　對于鄉鎮企業集體辦的種種弊端，蘇南的基層干部其實最清楚，他們也試圖進行改革以突破重圍。但是，每當改革涉及到產權制度，就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廢，因為有些人要繼續扛著“蘇南模式”集體經濟優越性的大旗。

　　在曾被列為蘇南“五只虎”之一的武進市，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鄉鎮1993年對全部鄉鎮企業作了資產評估，其中106家實行了改制，5家骨干企業未改。到1996年底重新進行資產評估時，前者凈資產從改制前的8600萬元上升到1.6億元，翻了近一番，上交稅收、規費及利潤都增長50%以上；而后者凈資產從2000萬元下降到1200萬元，損失800萬元，經濟效益指標全面下滑。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幾年以后，伴隨著思想觀念的新一輪大解放，蘇南上下才達成共識，形成互動，各地在改制中也開始由拋“骨頭”到放骨干，以壯士斷腕的氣魄推進企業改制。張家港先后經歷了三次改制，一次比一次深入。到2002年初，江蘇省鄉鎮企業改制面已達95%左右，其中實行產權制度改革和所有制變換的企業也近九成。改制后，企業的興衰成敗都由自己負責，等于引進了“跳樓機制”，企業普遍由原來的“要我發展”轉變為“我要發展”，企業效益也進入到歷史上最好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