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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作為黨帶領人民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其發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從我國自身情況看，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二是從外部情況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因此，30年前，是嚴酷的國內困境和嚴峻的外部壓力迫使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這是一種被迫的選擇，然而卻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

　　1956年黨的八大對于如何以蘇聯為鑒，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從1957年開始，由于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左”的錯誤不斷積累，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文化大革命”歷時10年之久，名義上是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嚴重損害了黨和社會主義，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

　　“文革”結束時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圖景

　　“文革”結束時的中國，是一副怎樣的圖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嚴重混淆敵我，嚴重踐踏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據統計，“文革”十年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干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干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干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8萬多人。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于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經濟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于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文革”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于“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化上，這場由文化領域肇始的“大革命”，對教科文的摧殘尤其嚴重。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達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干部達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殺(《科技日報》2008年3月17日)。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億3千多萬人。

　　“文化大革命”還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

　　“文革”結束時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

　　“文革”結束時，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一咔嚓”(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向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再看農民的生活。安徽農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萬里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到任以后，萬里先后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他后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么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田紀云：《萬里：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 期�牐┌不輾镅糲賾懈鑾巴跎�产稒熏紧靠津浦铁沦EU飧?0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復員軍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安徽農村的情況并非個別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鄧小平打出的沉重“問號”

　　我們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但是，大家看，“文革”時期搞的這種社會主義，難道就是我們千百萬共產黨人流血犧牲所要追求的那個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如此體現的嗎？按照這樣的社會主義繼續發展下去，社會主義還有吸引力、號召力、凝聚力嗎？人民能答應嗎？中國還有希望嗎？每一個關心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鄧小平更是如此。從第三次復出伊始，他就對“文革”這樣的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這種“優越性”打出了沉重的問號。1977年12月26日，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他尖銳地提出：“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10日，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時，他又說：“什么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里？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只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他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這一連串的“問號”，實際上也是發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信號。社會主義絕不能夠再像“文革”這樣搞下去了，中國再也不能像“文革”這樣折騰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