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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勞動由隊長分配,絕大多數社員依賴集體計劃經濟生活,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收入……這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時期流行的鏡頭,對中國其他地方來說,早已成為歷史的記憶,但在距石家莊市約50公里的晉州市周家莊鄉,這些不是歷史,而是現實。
從1958年至今,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人民公社已經存活了50年,它也成為中國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而且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間,中國的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潮中,周家莊鄉的未來究竟如何發展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周家莊鄉黨委書記雷宗奎還是覺得集體經濟缺乏相應的積極性,鄉里的大多數干部也都不愿意外界把周家莊鄉稱為“人民公社”。
一切勞動聽從隊長安排
走進周家莊,樓房均為統一的大小、統一的樣式,在統一的門樓兩側,柿子樹的樹葉在陽光的照射下泛著白光,大街上既看不見垃圾,也看不見家畜,也很少有行人。
9月11日午后,仲秋的陽光依然毒辣。
吳平和另外7個壯勞力正在周家莊鄉政府對面平整一塊土地。每鏟七八锨土,吳平都會用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額頭的汗珠。“隊長讓平地的,地平整好干啥用我們也不知道。隊長讓干啥咱就干啥,用不著問那么多。”吳平說。
就在吳平平整土地的同時,不遠處的高秀容正在修剪一個籃球場外圍的冬青樹。
與吳平的回答一樣,高秀容也說,她修剪冬青樹也是隊長給分的活。“在我們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勞動都是隊長分配,隊長讓干啥就得干啥,這樣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隊長就要扣工分。”高秀容說,她屬于周家莊鄉第四生產隊,修剪好一塊籃球場外圍的冬青樹可以掙5個工分,“去年一年,根據我的工分,隊里發了6000多塊錢,男同志一年一般可以掙1萬多塊錢。”
周家莊鄉一切勞動量計算都是以工分為標準,下地干活的,看大門的,打掃衛生的,開車的,甚至包括鄉長、隊長的工作都要到年終按工分進行收入分配。
周家莊鄉對不同的工種進行了372項細分,每項勞動的單位勞動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項工作所達到的要求也進行了具體規定,比如收割機收小麥,一平方米掉小麥不許超過13粒,否則便被罰公分。抽查者要趴在地上,清除雜物,進行查驗。
每次上工,隊里的會計都會記賬,到年底統一結算。當年全隊總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產資料成本、水、電、口糧款以及集體公積金等,算出每個工的工值。
在集體所有制下,一切聽隊長安排。隊長是生產隊的權力樞紐,每年春天決定當年的生產計劃時,幾乎都是隊長一個人安排,報到合作社一般也不會作大的修改。
周家莊共有10個隊,由周家莊農工商合作社管理。“這些隊長都是20年前任命的,這幾年對個別不稱職的隊長進行過調整,并沒有采取過選舉制。” 合作社主任韓建明說,隊長必須懂技術,懂得生產的每個環節,“老是換人也不好。”
“鄉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來的改革由農村起步,而農村改革的起點正是包產到戶。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為中國理順農村生產關系打開了新路子,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大幕。那么,1982年時,周家莊鄉是如何在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中成了“例外”?
提起此事,周家莊人都會想到雷金河。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莊的靈魂人物。周家莊現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記多少分”的規定。當時,這樣細致的“定額管理”異于全國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莊公社的出工數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雷社長對我們周家莊的貢獻太大了,可以說,沒有他也許就不會有周家莊的今天。”65歲的周家莊人吳保天說起雷金河,話語中還帶有些許崇拜。而周家莊鄉現任黨委書記雷宗奎就是雷金河的孫子。
“1982年,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是農村的主要形式。不過,我們周家莊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開會討論是否要分地的時候,絕大多數社員都不愿分地到戶。” 吳保天說。
“周家莊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為周家莊鄉了,自從1953年周家莊實行的就是能夠調動每個人勞動積極性的按勞分配的“三包一獎”生產責任制,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鍋飯。”周家莊鄉黨委副書記王月雙說。
事實上,周家莊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為周家莊鄉后,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收入的經濟形式并沒有變動。
允許個體經濟的“人民公社”
“要想了解周家莊,就必須轉變固有的觀念,這里跟其他許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樣。”王月雙激動地說,周家莊允許個體自由經濟的發展,他們并不樂意叫“人民公社”。
30年的時間,已經讓改革開放滲透到了中國的每一個地方,周家莊也不例外。在周家莊,同樣有一些人不愿意受集體經濟的束縛。
范紅(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她是二隊的社員,在周家莊鄉政府附近經營一家商店。范紅告訴記者,她的商店開業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莊為做生意的親戚幫忙,便對做生意產生了興趣。
“我并不是對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模式不滿,做生意是我的個人選擇,如果不做生意,每個月也能收入千把塊錢,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覺那樣的話有點碌碌無為,有點不自由。”范紅說。
與過去人民公社不一樣,周家莊鄉雖然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制,卻不控制公民個人財產,到了年底就進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許并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
范紅選擇自由是付出一定代價的,因為她每年要向隊里交納1000元的公積金。
根據周家莊鄉合作社的規定,每個不參加農業或工業集體勞動的社員,每年必須要向合作社交納一定數額的公積金,因為他們還享受合作社的各種福利。具體數額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歲以下小孩的免交)。
雖然范紅現在選擇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莊的集體經濟中去。河北省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劉增玉曾在2001年調研發現,從1984年到2001年18年間,周家莊的非公經濟在全鄉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目前,周家莊從事非公經濟的人員占總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經濟純收入863萬元。
非公經濟的增長,雖然沒有增加集體收入,但無疑提高了社員的生活水平,而且實行自由的流動政策,也讓社員沒覺得集體是對他們的一種禁錮。這也讓“人民公社”多了一個存在下去的理由。
20年前實現中小學免費
周家莊共有勞力6000多人,其中80%在企業,15%從事農業,5%從事個體私營業。
2006年,周家莊工農業總收入48678萬元,人均收入達到了晉州市最高的5609元,財政收入也是全晉州市第一。
由此可見,周家莊這個“人民公社”仍具有一定的活力。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時,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數量也在不斷增加,這種增加的受益者自然還是周家莊的社員。
從1981年開始,周家莊的家家戶戶已免費使用上了自來水。次年,公社開始對年滿65周歲的老人實行養老津貼、對孤寡老人實行五保等福利政策。隨后,中小學一切費用全免。
“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們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斷改新,以前,養老津貼是每個月30元,從去年開始漲到60元了,目前,我們正在醞釀一批新的福利政策。”王月雙說。
公社里的福利體系、集體經濟的主要來源,其實是靠鄉里的9家集體企業在支撐。
一份資料顯示,2005年,周家莊的農業純收入是2121萬元,而一個周家莊閥門廠的純收入就達到2549萬元。
吳強是閥門廠的門衛,他告訴記者:“我們也是按工分發工資,我去年發了一萬多塊錢,真正在工廠內做工的人都能發兩萬多塊。”
“人民公社”期待改變
雖然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模式,讓社員“不用操心”、“生活有保障”,不過,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這種模式存在不少弊端。
“我還是感覺把地分了好,這樣更公平,干活更有積極性,可是我們又不敢說,自己做生意吧,也沒那本事。”二隊社員吳女士說,“我們隊長光會給我們分活,他自己就從來不干,發的錢卻比我們都多。”
吳女士還向記者透露:“周家莊鄉的很多干部,包括生產隊長、幾個廠的廠長,都是鄉黨委書記雷宗奎的親戚。”
對于吳女士的說法,王月雙這樣解釋:“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做到讓人人滿意。多年來,周家莊的風俗是女不外嫁,男不外娶,所以,要是追根溯源,周家莊人人都是親戚。”
周莊鄉政府辦公室主任說,周家莊鄉從鄉長、副鄉長,到武裝部長等,都是沒有工資的農民身份,分紅收入只比平均水平一萬五六略高一點。
讓周家莊鄉的干部們最為得意的福利政策,也有社員提出質疑。
“啥福利政策啊,我們可沒感覺到,其他鄉鎮的農民吃水、孩子上學也是免費。”三隊社員韓先生說,“應該把地分了,那樣干活才有積極性,那些想混飯吃的人就混不成了。”
吳女士和韓先生都提到了“積極性”,這也是鄉黨委書記雷宗奎一直思考的問題,他已經意識到,生產缺乏積極性,工業過于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等集體經濟的局限性。
那么,周家莊的體制能否延續,它的明天在哪里?
這些問題也一直困擾著雷宗奎,他也說不清楚。他只是覺得,集體經濟確實還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增玉認為,從目前的現狀看周家莊的體制是完全可以延續的,“關鍵在于人的因素”。
隨著工業人口的增加,慢慢地已經開始影響到農業生產。雷宗奎設想,要提高農業機械化,再到外面聘一部分勞力。(袁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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