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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地方政府的部門改革正在提速，除了交通等重點領域外，甚至在農業、文化等國務院機構改革未曾嘗試的領域，也展開了整合試驗

　　8月8日，由4個涉農部門合而為一，重慶市農業委員會在重慶市北部新區揭牌。

　　這個被稱為農業“大部制”的正局級部門，是當地繼大交通、大文化等系列改革之后的又一新舉。

　　為了順利“成家”，重慶市農委進行了一系列嘗試，首任農委主任夏祖相稱，雖然編制減少了四分之一，但持續3個月的改革還算順利。

　　除重慶外，各地的大部制改革遙相呼應。在交通等重點領域之外，甚至農業、文化等國務院機構改革未曾嘗試的領域，也展開了整合試驗。

　　理論界認為，在國務院“大部制”改革的示范作用下，新一輪地方大部制改革開始提速。

　　涉農部門“四合一”

　　根據重慶市最新的機構改革方案，新的農委為市政府組成部門，由原農業局、農機局、農辦與農綜辦合并而成。“主要負責綜合管理和統籌協調全市農業和農村工作。”

　　繼續保留中共重慶市委農村工作委員會，為市委派出機構，主要負責全市農村工作系統黨的建設、統籌協調全市新農村建設工作。市委農工委和市農委實行合署辦公，即兩塊牌子一套班子。

　　市農綜辦由市農辦管理調整為市農委管理，而市農機事業管理局則由市政府直屬事業單位調整更名為市農機管理辦公室，設在市農委，機構由正局級事業機構調整為副局級行政機構。

　　經過調整，市直屬機構減少1個，直屬局事業機構減少1個，而處級內設機構則減少了16個。

　　“大部制最大的好處在于可以發揮統籌作用。”重慶市農委主任夏祖相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稱，機構精簡的直接目的，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時提高工作效率。

　　合并前，農業局、農辦、農綜辦等幾個機構都不同程度有管理農業產業化資金、農村經營管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職權，看起來是在加強領導，實際上是減輕了部門應承擔的責任。合并不僅可以消除部門之間“扯皮”的現象，而且可以整合各種資源，把有限的力量和資金用到刀刃上。

　　“一年超過20億元的涉農資金，由原來4個部門管改為一個部門管，統籌使用，錢才能用在刀刃上。”夏祖相說。

　　精簡機構的同時，新組建的農委職能也在悄然演變。原市農業局承擔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城務工農民的管理和服務的相關職能劃歸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原農辦承擔的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市農機局承擔的農村機電提灌管理的相關職能劃歸市水利局。

　　“這是對中央新一輪機構改革的響應”，重慶市編辦一位負責人透露，國務院各部委的“三定”工作基本結束，新一輪地方政制改革呼之欲出。

　　4月，山東省出臺文件，由山東高速集團重組山東省地方鐵路局為旗下全資子公司。此前，山東省地方鐵路局與山東高速同為山東省國資委直屬的國有獨資企業。

　　此后，廣東省也通過了《廣東省沿海港口布局規劃》，提出要建設大型深水碼頭港，并且推進港口與公路、鐵路運輸和內河航運相連接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除了交通等重點領域外，成都、海南、深圳等地在農業、文化等國務院機構改革未曾嘗試的領域也前后展開了整合試驗。

　　先上船后買票

　　正式掛牌之前，四個部門整合的工作已悄悄進行了一年多。

　　事實上，早在2007年的重慶兩會期間，一份名為《關于把重慶創建成我國城鄉統籌發展示范區的建議》的發言材料，曾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而當時重慶申請成為試驗區尚未正式對外公布。

　　當地一位知情者透露，這份建議稱，重慶應大力減少職能交叉重疊的市級管理部門，有步驟、分階段地組建大工業、大建設、大交通、大環保、大商貿等市級部門，推動“大局(委)制”。

　　在此之后，多項傳言出現，最為突出的是關于涉農部門的合并，因為重慶涉農部門多達10余個，最可能首先成為“大局(委)制”的改革對象。

　　“重慶80%的地區是農村，提高農業行政效率，促進城鄉統籌十分緊迫。”重慶市編辦副主任向松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早在去年6月份，重慶成為國家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后，機構改革便被提上議事日程。

　　去年8月起，重慶市編辦開始對機構設置相對分散的農業部門進行調研，制定整合方案，包括崗位設置、機構歸并、職能安排等。

　　今年2月，曾在農業系統工作20多年的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夏祖相被任命為農業局局長。

　　夏的任命被認為是“有目的安排”。“調動之前，有關部門已明確了他此行的任務，就是組織大部制改革。”夏祖相透露，半年多來，他最大的任務就是保證這項涉及四個部門、200多名機關干部的改革順利進行。

　　由于涉及多個部門及個人利益，農業大部制改革一直處于高度“保密”之中。夏祖相說，作為少數幾個知情人之一，他通常都是一個人去市編辦開會，在中央正式批復之前，只有市里主要分管領導知道具體方案。

　　除嚴格保密外，重慶市還采用“先合并后掛牌”的過渡辦法。從5月份開始，四個部門先合署辦公，對各部門的業務處室進行同類項“合并”， 來自不同部門的干部開始在一起辦公，并按新的崗位對原有人員進行第一輪“洗牌”。在被稱為磨合期的3個月內，一個處室同時有幾個正處長的現象而不罕見，農委為每一個處室臨時指定一名“處長召集人”，“召集人相當于臨時處長，暫時負責整個大處室的工作。”

　　“先上船后買票”的做法，讓夏祖相也捏了一把汗。有的處室同時有七八個正處長，幾十號人，如果失敗了，這些人怎么辦？

　　事實上，今年3月，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在對國務院機構改革的說明時強調，地方政府可以從實際出發，不搞“一刀切”，不設時間限制。這從某種意義上為各地的部門改革留下了更大空間。

　　“改革會有風險，但關健是敢于嘗試。”夏祖相說。

　　“部門利益”成最大阻力

　　“地方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首先來自部門利益”，改革具體負責人之一的夏祖相坦言，農口職能部門多，且每個部門都手握資金、審批等權力，誰也不愿意被歸并。

　　合并之前，除市農委、農辦、農業局、農機局、農綜辦、扶貧辦外，加上市糧食局和供銷社，整個大農口部門多達11個部門，這些部門職責上不可避免產生多項交叉與重合。

　　“職能交叉分散，不僅工作合力不夠，也導致了政府分配資源時出現了“撒胡椒面”的現象，無法使有限的財政資金效益最大化。”夏祖相說。

　　大部制打破原先部門的審批權、財權分配，很多部門負責人對合并有爭議。夏祖相說，那段時間他做得最多的是找各個部門甚至處室負責人談話，“平時吃飯都在機關食堂，為了大家多一些交流機會”。

　　機構合并同樣牽涉到人員的調整，根據重慶市編辦要求，整合后的農委行政編制為189名，比整合前減少63名，其中廳局級領導職數減少7名，處級領導職數減少32名。

　　“當務之急就是解決裁員問題。”夏祖相說，在合署辦公的階段，相當一部分干部已隨職能劃并調到其他部門，但由于處室、編制都大幅減少，仍有數十名處級干部“待崗”。這些干部將采取民主測評、推薦、決議等手段進行競崗，淘汰的干部將轉崗或高職低聘，但短期內其處級待遇仍將保留。

　　相比而言，面臨調整的7名廳局級干部日子會比較好過，據夏祖相介紹，這些被裁減的“廳官”，年齡大的保留待遇退居二線，其余的都將統一調整到其市里的其他部門任職。

　　8月25日，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中央編委委員馬凱在會上表示，國務院機構改革已完成階段性任務，適時跟進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十分必要和迫切。

　　在國務院層面改革完成“階段性任務”后，地方機構改革如何跟進？

　　“地方沒必要和中央部委一一對應，除了一些必要的如宏觀經濟管理、政法、財政等部門需要上下對口外，只要工作上有對口的銜接就可以。”重慶市編辦副主任向松柏說。

　　據向松柏介紹，直轄以來，重慶曾進行多次進行過大部制嘗試，例如，2000年左右，便將道路運輸管理局、港航管理局、公路局等劃歸交通委員會，將文化局與廣電局合并為文廣局等，其行政效率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大部制不能包治百病，作為這項改革的推動者之一，向松柏坦稱，大部門制也有諸多弊端，例如，權力過于集中，不好監督。目前，除了現有紀檢、司法等監督方式外，尚沒有新的制約方式。

　　“對于地方大部制改革來說，這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向松柏說，以前通過部門的職能設置還可以使不同的部門相互制約，但合并后卻往往成了利益共同體，自制政策、自我監督，此外權力的高度集中，也會給監督帶來壓力。

　　對此，重慶市計劃將市紀委、市監察局派駐原市農業局、農辦、農機局的紀檢監察機構合并，組建新的農村紀律檢查工作委員會和農委監察室。

　　重慶市法制辦綜合處處長謝建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除了外部制約外，更迫切的是通過科學的權責劃分，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有效分離，才能使高度集中的權力受到約束。顯然，在這一層面上，地方需要更多探索。(王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