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置中國和世界于大悲痛、大震撼、大意外之中。與地震同樣令中國和世界震撼和意外的,還有中國人面對災難時的反應。團結一致、萬眾一心,這些似乎已成政治俗語的“大詞”,在抗震救災行動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詮釋和體現,以致竟很難找到別的詞語代替。
此次抗震救災,始終在兩條不同的“戰線”展開,一是由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指揮,以軍隊和各級政府為主體的政府序列;其二則是民間自發投入,以普通民眾、志愿者、各種民間組織為主體的民間序列。
政府序列前所未有的快速反應和驚人的整合、動員能力,讓人再次認識了它的巨大潛力和活力。民間序列呈現出的同樣快速的反應,和同樣驚人的整合、動員能力,則提醒中國和世界,經過30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民間社會的深層結構,已經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
支持這一變化的最基本要素,是公民意識的覺醒,和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
地震伊始,幾乎與政府第一時間啟動救災行動同時,民間的募捐、獻血和志愿者行動,也已迅即啟動。一天之內,北京血庫全線“爆滿”,獻血車前依然排著長隊;大陸演藝界于地震次日發起募捐義演倡議,一改以往救災行動中的反應遲緩和落后于人;江蘇企業家陳光標于地震當日調集本公司數十臺大型機械,日夜兼程,次日便抵達災區,投入救災工作,其速度、效率幾乎與部隊同步;傳統的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等準民間社團之外,各種名目、不同規模的民間團體,迅速轉換為志愿者組織,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有組織地投入到救災行動。
公民意識的核心之一,便是每個公民的責任意識,對民族、對國家、對社會的責任承擔和公民義務。此次民間救災行動的自發、自覺,和與政府統一部署之間的有效互動,都有力地證明,這樣的責任意識已成為中國公眾普遍的自覺,中國公眾的公民意識正在覺醒。
尤其值得關注和欣慰的是,曾被視為極度缺乏責任感和承擔意識的“80后”乃至“90后”,成為志愿者隊伍中最活躍的生力軍;曾經被視為患有“道德恐懼癥”和“價值虛無癥”的白領青年,也似乎在一震之下于瞬間完成了其“價值重組”。
其實更真實的情況是,這些“后文革”時代出生、成長的青年,其價值觀、道德觀的形成過程,恰好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價值巨變與重建。他們的茫然,何嘗不是社會的茫然?他們的困惑,何嘗不是社會的困惑?他們的“道德恐懼癥”與“價值虛無癥”的背后,何嘗不是其世界觀歷經質疑、覺醒、確立的曲折過程?
地震給了他們向自己,也向社會集中呈現他們真實心路的機會。在祖國和人民需要的時候,他們盡到了應盡的公民義務;在生命價值的呼喚之下,他們向遭遇災難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們在萬眾一心的抗震救災行動中,以其讓中國和世界吃驚的優異表現,宣布新一代中國公民的成熟。
可以對上述結論予以佐證的是,作為公民意識的另外一個重要側面,積極行使公民權利,也是此次抗震救災行動的重要特征之一。伴隨數以百億計的社會捐款向民政、慈善等政府部門或準政府部門集中,民間對善款發放、使用過程的監督亦隨即展開。或則親自追蹤、監督慈善款物的走向,或則通過網絡、報刊等媒體呼吁,對慈善款物走向關心最切、監督最嚴的,恰恰也是熱情最高、投入最深的同一批青年的公民。責任意識與權利意識在他們身上同步覺醒,意味著他們注定將以一種與他們的前輩不同的態度和方式,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之路上,扮演重要而關鍵的角色。
對于“震出一個新中國”的判斷,可以有無數角度的闡述。其中一個可能的角度是,中國在此次抗震救災行動中的驚人表現,一方面再次展示出在綜合國力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傳統動員體系的巨大潛力。另一方面,則是新一代公民第一次在社會舞臺的中心,展示出他們的形象和力量。中國社會在這兩者合力作用下的未來前景,令人充滿期待和想象。(張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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