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我們讀數據的能力差”
“我看了你們上期的報道，”趙文津對本刊記者說，“你們對基層站點一些情況的反映很珍貴，更珍貴的是幾代地震監測從業人員30多年記錄保存下來的數據！可是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用好它！”
他表示，大量的地震臺站監測是必須堅持下去的，這對地震預測工作的進步非常重要，只有大密度的臺網才能夠提供翔實的基礎數據。“人的認識是落后于實際的，這說明我們的研究水平低。這個低，絕不是我們缺少材料數據，而是我們讀數據的能力差，作出判斷和邏輯推理的能力差。”
他強調，不管多么先進的工具，都只是幫助記錄和處理數據，只有專業人員據此發揮主觀能動性，才有可能指出會在什么時間、在哪里、發生強度多少的地震。
對監測數據把握能力的高低，往往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地震預報的準確與否。趙文津打了個通俗的比喻來解釋這個問題：這就像炒菜，有的人炒得很難吃，可有的人卻可以將其做成佳肴。對于同樣的科學素材，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思路處理，達到的邏輯高度必然是層次各異的，相應的論斷也可能截然不同。
觀測地球在很多時候要用到地球物理的辦法，而研究面又多涉及地質現象，長期從事地質力學研究的苗培實對此感慨良多。他說，如果能夠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對地震的認識一定可以得到提高。“但是我們恰恰就是缺少這種學科交叉人才。”
從數據中讀懂未來趨勢的前提，是這些數據的可靠性。劉光勛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提出，在數據記錄工作中一定要考慮，臺站的監測條件是否符合要求？周圍環境對數據形成是否存在干擾？什么條件下得到的數據才是可以應用的？
他說，現在的很多臺站都是當年在周恩來總理的要求下建設起來的，隨著城鎮化程度的加快，這些地方現在存在的影響因素必然要比當年多，所以，是不是應該重新審視臺站的監測條件呢？
在中國地震局工作的近三十年里，劉光勛從事的就是對活動構造和地殼應力場與地震關系的研究，在對地震安全性的評定上，他說，根據經驗，主要有兩種地方會比較容易引起注意：一是從前發生過大震的地方，有可能還會發生；二是尚未發生過地震的地方具有與震區相同或相似的地質構造。
但是，他強調說，這不足以囊括所有的地震發生幾率，所以對于地震多發帶的監測必須加大密度，保證其準確性，為正確的決策提供科學的判斷依據。
避免一條道走到黑
研究地震發生機理和地震預報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長期的科學探索和科學積累，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關注。
趙文津說，要從多個方面進行探索研究，避免一條道走到黑，在研究工作中若能運用多條技術路線實現合作攻關，就有實現成功預報的可能。中國地震局一般采用測震學、地形變、GPS、地磁、地電、重力、水位、氣體、地應力等9種方法進行地震監測，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一直以測震學觀測和地震統計學分析為主，開展強震機理研究，劃分大陸塊體和主要活動斷裂，近些年又加強了區域GPS網和地形變觀測的力度。
他認為，從地震的實際發生對預報的檢驗情況看，這些方法很有用，但是存在局限性。主要是不能抓住地震發生前的變化，不能確定哪些現象與地震有必然聯系。測震學的技術路線容易使研究者忽略地質活動的核心，而只看到地質表象的活動并對其進行分類。并不是所有地震都是按照“小震鬧大震到”的經驗性規律發生的，汶川地震發生前并沒有頻繁的小震出現。
他建議，除了堅持地震學研究的優勢外，要對其他的技術路線給予同樣的重視。比如開展地震地質的觀測研究，詳細調查將可能發生地震的有關斷裂帶，尤其是活動性斷裂帶的活動構造體系情況。除去地面地質調查外，也要了解這些斷裂向地下延伸的情況以及深層的精細結構構造。同時，應建立多個地應力觀測站，進行長期觀測，以了解地震發生前后的變化。之后將多種技術路線得到的數據參數會合并經過專家會商，“我認為，這種合力攻關的效果會更好一些，預報也會更精準一些。”
趙文津還說，對于地塊內部地應力聚集與巖層變形到破裂和地震發生關系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要研究地應力在地塊內和地塊間或構造帶內轉移的規律，即在一個地點發生地震以后，地應力如何向其他地塊間薄弱地段轉移。這對于中長期的監測和預報有良好的指導作用。
地震預報研究作為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舉全國之力，形成國家優勢，一家獨搞是很難勝任的。苗培實提出，除國家地震局仍按照原定規劃開展工作外，國土資源部、國家測繪局、教育部、中國科學院、民政部等部門都有各自的業務專長，應將這些部門組織進來，群策群力，共同攻關。
他強調說，不能再人為地將統一的地殼活動自然現象分隔開來研究，你做一遍我再做一遍，造成浪費。應由國家地震局、國土資源部、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聯合主持研究事宜，共同成立領導小組推進此事。由幾個部門的專業研究所的有關專家和科技人員組成科學委員會進行調查研究和科技指導，并負責綜合研究。“而且，現在有很多專家都建議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發改委對于這種綜合性的研究思路給予指導和支持。”
相 關 報 道
|
圖片報道 |
更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