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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1日，廣西柳州鐵路看守所的在押人員通過電視、報紙了解到汶川大地震慘烈的災情和災區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場面后，內心受到了極大震憾，紛紛向災區捐出自己的伙食費，19名在押人員共捐善款3690元人民幣。 中新社發 周云 攝

　　如果公益組織從一開始公開、透明、理性、明確地告知公眾信息，反而比模糊、隨意、多變、零成本的承諾，更加可信和真實，有利于建立社會信任。

　　汶川地震后，面對巨大的社會捐贈額度，一個新的問題引起人們注意：怎么保障它被足量投入賑災工作，能不能得到有效使用？

　　據媒體報道，印有科威特支援標記的救災帳篷竟出現在成都某高檔小區，引來“群民怒吼”，眾多網友表示要緝拿挪用救災帳篷的罪魁禍首，更有網友稱已向中紀委舉報。(5月22日《新快報》)

　　比較國際組織，包括香港公益組織的行為，我們的問題在哪兒？

　　首先，二次捐贈途徑為主的漏洞。災后有網站和研究者調查，結果非常類似：80%以上的人通過行政途徑捐款，其中60%是通過自己所在單位。單位和居委會募捐的一個直接問題是：接下來的捐款給了誰？專業捐贈途徑不發達，使得捐贈中多轉一道程序，為監管造成流程上的漏洞。

　　其次，更多依托良心而不是程序。一些公益組織負責人常說的一句話是請捐贈者放心：我們絕對問心無愧。其實，對于公益組織而言，不需要讓人們“相信”自己的公益性，而需要“證明”自己的公益性。國際上公益組織獲得公信力的最關鍵因素，就是嚴格的監管流程，包括政府的依法監管，第三方獨立審計，詳盡的審計報告，充分的信息公開，開放的社會監督體系等。例如樂施會針對緊急救援項目還設立特定監察程序，嚴格原始證明制度，公開所有款項運轉。正因為從不信任出發設立制度，才發展出相對良好的社會公信力。對中國的公益組織而言，如果能夠說“不要相信我，請追蹤賑災過程，公開捐贈記錄，核對購買價格，統計發放結果。”那么我們的公益組織才算走向成熟。

　　第三，流程的不確定性較大。例如，針對行政費用比例，在同一個組織的信息里，卻可能出現30%、10%、5%、“很少”、“沒有”等不同說法，表現出流程的隨意性，令人對資金運作不能放心；另一方面，說明組織的管理缺乏理性計算，甚至可以做出“沒有行政費，沒有留用資金”的承諾(《每日經濟新聞》5月22日)。很多國家都要求，募捐機構有明確的告知責任，需要向捐贈者明確出示含有組織宗旨、募款目的、經費使用監督、行政費用支出等的文字。所以，如果公益組織從一開始公開、透明、理性、明確地告知公眾信息，反而比模糊、隨意、多變、零成本的承諾，更加可信和真實，有利于建立社會信任。

　　第四，社會資源的可選擇性較少，可能影響使用的績效。一般而言，壟斷性、集中性的資金使用容易出現低效問題，所以社會捐贈有多元選擇機制就非常必要。有網友無奈地評論：我從不懷疑有這些問題，但是看到無數的亡靈，我只能捐錢。解決這種無奈，只有拓寬募款的渠道，通過社會的選擇，提高資金使用的績效。

　　目前，審計署已經著手對汶川地震救災款物的專題審計，相信這有助于提高慈善公信度。但公益組織要發展自己的公信力，終需避免上述問題。短期言，從良心、無私，走向程序、精確化管理、多元監督機制；長期言，發展更多元化的社會組織、專業捐贈途徑，以及獨立運作的組織體系。

　　□賈西津(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