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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舉行了首腦會談，并簽署了《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此系繼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及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之后，兩國關系上的第四個共同文件。

　　正如共同文件名稱所體現的，該文件的關鍵詞是“戰略互惠”：雙方確認在五大領域構筑對話與合作框架，內容從加強政治互信，到促進人際交流，從經濟互利合作，到共同應對全球性課題，視界高遠，涵蓋廣泛，對兩國關系的進一步規范、提升，尤其對在21世紀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意義。

　　我們特別注意到，關于歷史問題，共同文件中未涉及日本對侵華戰爭的“反省”、“道歉”，而是代之以“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中性總括式表述，充分表達了中方決心在21世紀與日攜手，共同開創“戰略互惠”的明天，以東亞兩個最大國家之間誠心誠意的和平友好，貢獻于亞太及國際社會的“向前看”的良好愿望，同時也不失為對日本戰后60余年來堅持走和平發展的國家道路的正面評價、肯定。在經歷過戰爭的世代已基本退出歷史舞臺，和平環境下成長的幾代已成社會主流的情況下，擱置爭議，把目光投向現實的問題與矛盾，致力于增進兩國共通的福祉和全球性課題的解決，是歷史與世界賦予中日兩個大國的使命。中日要想不負眾望，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還需共同攜起手來，目光向遠。

　　其次，共同文件還對兩國領導人的定期互訪機制做出規定，確認“原則上隔年互訪，在多邊場合頻繁舉行會晤”。以共同文書的形式，對首腦定期互訪做出制度性安排，可以說，邁出了構筑雙邊危機共管機制的第一步，可喜可賀。出于歷史的原因，或同為東方國家的民族性格使然，兩國關系的好壞親疏受制于領導人個人的心理、思維的因素頗大，幸也好，不幸也好，這是一種現實。而首腦互訪機制，正是對基于這種共同的社會心理之上的兩國關系現實的具體回應，是一道最有效的“安全閥”。只要能確保這點的實施，便不愁問題多多，懸案無從進展。因為無論如何，首腦峰會總是要拍板定案，解決問題的。

　　當然，我們還應看到，兩國之間還有一些懸而未決的課題：被“毒餃事件”所傷害的互信亟待重建；受其影響，雙邊食品、糧食貿易的缺口亟待填補；東海油氣資源共同開發問題仍需進一步磋商……但只要雙方能從戰略高度把握兩國關系，本著向前看的態度致力于問題的解決；擴大合作，通過合作增加戰略互信；同時強化危機共管意識，使不確定性因素導致偶發事件的風險降低到最小的可控程度，便不至出現大的遺憾、大的倒退。

　　奧運之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30周年，同時也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的“而立”之年。對中國來說，從現在開始，改革的歷史已長于改革前的歷史，改革中長大成人的一代，已成社會的棟梁、精英，這將深刻改寫中國社會。而日本，作為曾為我國改革開放做出及時、有效支援的鄰國及中國人心中的現代化“范本”，理應以寬容、理解的目光目送中國走完“后改革”的轉型。21世紀的中日關系，能否走出瓶頸，成為真正和諧的大國“君子之交”，受制于中國轉型成功與否至大、至深。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對日本并非是“他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