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向23個單位征求意見
在白皮書起草過程中，周成奎副會長多次主持召開起草小組會議，廣泛聽取專家學者意見，反復修改和論證，數易其稿。2007年5月，白皮書初稿完成，上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編寫工作的第一階段完成。
隨后，國新辦將白皮書初稿發送23家機關和科研單位，廣泛聽取意見。此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研究室主任常紀文看到了這份初稿。他對記者說：“法學所所長李林召集所里40歲以下的中青年學者對初稿進行討論，要求仔細研究提出意見。”
常紀文和法理學研究室副主任胡水君兩人對這份初稿研究之后，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見。他們的意見引起了中國法學會的重視。在此后進行的第二階段修訂工作中，法學會推薦這兩位學者加入白皮書編寫組。
2007年9月，蔣立山教授接到通知，要對白皮書的初稿進行修訂，這次修訂編寫成員要“集中起來”。蔣立山特別停了兩天的課。此時，常紀文和胡水君也接到同樣的通知。他們3人成為白皮書第二階段修訂的執筆人。
“初稿信息量大，全面、縝密，修訂時確定的原則是，大的框架不動，依據原稿，修改部分內容，補充一些內容。后來在依法行政與建設法治政府、人權保障等章節補充了一些內容。此外，變動比較大的就是標題，標題改動的頻率高，大家在文字上面總考慮更好的表述方式。”常紀文說。
雖然專家談到修改工作的細節時輕描淡寫，但其實修訂工作常常為了確定一個字和一個詞語的用法而花上幾天時間。周成奎副會長給記者舉例說：“白皮書用語必須要嚴謹。比如，‘根據法律’和‘依據法律’，看上去兩個詞沒有很大區別，但在憲法上的提法是‘依據’，立法法上的提法是‘根據’，兩部法律不統一，我們寫白皮書究竟應該用哪個？我們認真地查閱了憲法和有關法律，同樣的問題還有很多。”
此外，編寫者在國家法律體系的闡述上也頗費心機，與以往的法律教材完全不同。此前，對于我國法律體系是否應歸納為“三個層次、七個部門法”，法學界一直存在爭議。周成奎副會長說：“白皮書撰寫中，如果分門別類逐一介紹7個法律部門，那就成了教科書。最后，我們決定先講體系再講重點。每個部分也不全講，也是點面結合。這樣針對國內外讀者最關心的問題，效果是好的。”
本著精益求精的原則，打磨后的修改稿上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后，由國新辦再次發送到各機關單位，征求意見。“反饋回來的意見非常多。第二次征求意見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反饋來意見。我們后來在終稿中很多地方體現了對這些意見的采納。”蔣立山告訴本報記者。
“比如，‘轉型期’這個詞的運用就是聽取了反饋意見而修改的。還有在歷史回顧中，如何評價建國前的法律建設，終稿采納了較多的反饋意見。比如，將清末民國的法制現代化努力的結果由‘走不通’改成‘歸于失敗’，這樣的語言更符合周會長說的語言原則。”蔣立山說。
一字之差
“從‘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卻幾乎成為整個編寫過程中最大的爭論點。”常紀文對記者說。與修改細節比起來，白皮書進入修訂第二階段，最大的變化是名稱。在這次修訂中，白皮書最終變更成《中國的法治建設》白皮書。
周成奎副會長告訴記者，編寫最開始階段傾向于用“法制”，是出于編寫的技術性考慮。“當時有兩點理由。一是，‘法治’既包括法律制度也包括法律實施，那么如果是寫‘法治建設’，這部白皮書將龐大無比，也會與我國之前已經發表的很多白皮書在內容上出現重復。二是，‘法制’側重于制度介紹，而這恰恰是國外社會所不了解甚至有誤解的地方。”
基于這樣的考慮，白皮書在報送國新辦的初稿中定名為“法制建設”白皮書，直到國新辦第一次征詢意見稿，這個名稱仍沒有改變。但在國新辦第二次征求意見時，國新辦決定采納大家的意見，白皮書更名為“法治建設”白皮書。
“為什么后來采納用‘法治’呢？因為在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報告上都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如果只講法律制度不講法律實施的情況，不足以全面表現我國30年來法律建設的成果。我們采納了這個意見。在技術上，對過去發表過的白皮書涉及的內容，可以適當簡化和壓縮。‘依法行政’、‘司法制度’章節，則增加了法律實施的內容。”周會長說。
名稱更改后，蔣立山、常紀文、胡水君3位學者重新將白皮書內容進行了梳理。最開始，每人負責3章內容，之后，3個人共同審稿。蔣立山告訴記者：“從‘法制’到‘法治’，難操作的不是補充法律實施情況的數據，而是怎么從理論框架上、脈絡上將法律實施貫穿進去，這可能需要更多的理論性研究做鋪墊。”蔣立山感到，目前法學界對這種宏觀的框架理論研究不足，這直接導致常紀文所說的，“我們經常為邏輯、結構和詞語問題而爭辯。”
歸功于集體智慧
2月28日，《中國的法治建設》白皮書正式對外發表。這部我國建國以來首部關于法治建設方面的白皮書終于問世。
“我們為什么需要一部法治白皮書？第一，我們要讓國際社會正確了解中國30年來的法律建設的情況，消除誤解。第二，國內雖然經過了若干個‘五年’的普法工作，但全面系統了解法律建設情況的人還不多。第三，30年來我們所取得的成就需要回顧和總結。第四，中國社會缺乏民主與法治傳統，這是一個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進行法治教育的良好契機。”周成奎副會長總結說。
周成奎副會長將這部白皮書的成功完成歸功于集體的智慧。他說：“白皮書的起草由國新辦牽頭，由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務院法制辦協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等多個部門參與，先后集中了國內法學界、法律界的30多位著名專家學者參加撰寫。白皮書的框架和初稿在形成過程中，廣泛征求了各部門、各方面的意見，進行了反復討論和論證。白皮書初稿形成后，在國務院新聞辦主持下又兩次征求了20多個中央有關部門和法學科研單位的意見，并根據各部門提出的意見反復認真修改，形成最終的發表稿。整個過程集中了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
常紀文參與編寫的最大感受是“法學、法律工作者的負責任的態度以及中國法學會嚴謹、開放的學術態度”。蔣立山副教授在編寫之后，對白皮書進行了深刻的思考。他認為，白皮書在法律思想性上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編寫白皮書，不同于草擬部門法的法律條文。草擬法律要用法律語言，講求嚴謹，而白皮書是借助于新聞手段取得國際社會的認同，因此語言要有震撼力。對這兩者完全是不同的感受。”蔣立山說。
“編寫白皮書，不是編寫教科書，也不是進行學術探討，所以不能強調編寫者個人的學術觀點。白皮書是站在政府立場上，代表政府對外宣示。這是在編寫時，我們特別強調的。”周成奎副會長說。(記者 袁婷 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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