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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大部制’改革，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能夠實現政府職能轉換，從一個全能性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

　　3月11日下午，人民大會堂。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代表國務院，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

　　這份備受關注的改革方案被輿論簡稱為“大部制”改革。這個方案涉及調整變動的機構15個，正部級機構減少了4個。國務院將新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共27個。

　　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力度之大，出乎很多代表委員的意料。“因為職能改革，是個非常艱巨也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套句老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李君如說。

　　在這份被李君如評價為“自己革自己的命”的方案中，一些部委的職能或被調整，或被合并歸納、并入新組建的部委。如國家發改委要減少微觀管理事務和具體審批事項，集中精力抓好宏觀調控。包括國防科工委、信息產業部、交通部、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等在內的多個部門的職能，則被合并納入新組建的部委。

　　成都深圳試驗百姓受益

　　早于這份方案前，深圳、成都在類似改革方面即多有嘗試。

　　自2005年年初起，成都市即開始了一系列機構撤并，形成了如今大農業、大林業、大水務、大交通的新格局。據成都市參與改革的有關負責人介紹，成都市最早動起改革的腦筋，源于一些看起來微小、但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

　　2003年，身為成都市政委委員的成都大學老師董紅，在當年的政協會議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增開或者延長成都大學方向的公交車輛。當時一路從市區開往成都大學的公交車，終點站居然設在了距離學校一站多地的地方，全校師生要搭乘這路公交，要么得走很遠的路，要么轉車，極為不便。

　　董紅提的問題很小，卻一年多都沒有得到解決。問題出在了不同的部門管理分工上。當時，成都城內的交通歸公用事業局管，而城外的交通則歸交通局管。按照這種分割，歸公用事業局管的城里公交班車不能開出城，自然也就到不了成都大學。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錦江流入成都后，分別為水利局、市容環衛局、市政公用局、國土局和府南河管委會5個部門管理。一年夏天，突降暴雨，河邊一條道路的下穿隧道被淹沒，幾天水都沒抽出去。原因很簡單，平時多頭管水，遇到突發事件，沒人牽頭負責，耽誤了時間。

　　這些典型的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的現象，暴露出傳統管理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去年5月，成都和重慶正式獲批，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把與城鄉協調發展關系最密切的農、林、水和交通當作了“突破口”，加快了改革步伐。從2005年初起，成都市撤銷農牧局、農機局，成立農業委員會；撤銷林業局和城市園林管理局，組建林業和園林局；組建水務局，對全市城鄉水資源實施統一調度和管理；撤銷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成立交通委員會等。

　　以新組建的水務局為例，將對成都市的防洪、水源、供水、用水、節水、排水、污水處理與回用以及河道、農田水利、水土保持、農村水電等所有涉水事務實行城鄉統一管理，結束了延續數十年的“九龍治水”局面。

　　交通委員會則總攬負責全市城鄉的公路、水路、公共交通、出租汽車和城市軌道交通等，既管城又管鄉，既管規劃又管協調，打破了交通各自為政、多頭執法、責任推諉的局面。

　　這些改革，使數百萬成都市民受益。“成都的探索，對‘大部制’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國家行政學院“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課題組成員宋世明教授說。作為課題組成員，他一直對成都的改革跟蹤調研。

　　深圳的嘗試則更早。幾年前，深圳市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力圖建立起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即備受關注。

　　深圳市市長許宗衡代表介紹說，如今，深圳市在交通管理方面，海陸空全部一體，全部由一個交通局管理；在貿易工業方面，內貿和外貿深圳也只有一個貿易工業局來管理；在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版權等方面，則統歸文化局管理。農業方面，深圳只有一個農林局管理；在城市綜合管理方面，別的城市有市政園林局、城市管理局、綜合執法局，而深圳只有一個城市管理局。

　　“行政體制改革就深圳而言，一天也沒有停止過。這些年來，我們已經主動進行了4次審批制度改革和7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許宗衡說。

　　不過，在構建“大部門體制”的探索中，探索者們也遇到了一些問題。由于一些市級部門被撤并，而上級相對應的管理部門并沒有變化，出現了“上下不對口”的情況，常常一個部門要面對上級單位的七八個部門。同時，由于多個部門整合，領導職位有限，一些“多出來”的干部也有意見。

　　來自成都的一些全國人大代表認為，此次國務院自上而下提出機構改革方案，目標、思路與先前地方的探索一致，必將有助于解決探索中碰到的一些“瓶頸”問題，進一步推進各地大部門體制的改革實踐。

　　改革助推服務型政府

　　很多接受采訪的代表委員，都對“大部制”改革方案期望頗高。

　　來自河北的一位代表對國家發改委職能的調整印象深刻。“發改委按說主要承擔宏觀調控的職能，但有些金額只有數十萬元、上百萬元的項目也要管。我們都弄不清楚發改委到底是宏觀調控部門，還是微觀管理部門。”這位代表認為，此次對發改委職能的縮減，應該能讓這個部門回歸到應有的職能定位上。

　　神威藥業集團董事長李振江代表則格外關注并入藥監局后成立的“大衛生部”。由于藥品審批和進入醫保分屬不同部門，這導致一些企業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研發的新藥，有時候卻無法進入醫保目錄。新藥不能進入醫保目錄自然影響銷售和利潤。長此以往，一些企業漸漸失去了創新的動力。

　　過去科技部和發改委都掌握一些科技創新項目，職能重疊，也有望通過此次改革被合并。“‘大部制’改革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也能幫助企業減少不必要的成本。這次改革對企業是極大的利好。”李振江代表說。

　　“我們千萬不能望文生義，簡單地把‘大部制’改革理解為精簡機構，調整部門。”在對“大部制”改革方案的各種分析評價中，李君如委員特別提醒，這次改革并非僅僅只是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歸并。

　　他表示，此次機構改革的核心取向還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即由一個全能型政府轉變為一個服務型政府，一個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和廉潔政府。

　　事實上，自1982年以來，此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已是第六次較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盡管前五次改革側重點不一，力度也不一樣，但都貫穿了一根鮮明的主線，即著力于轉變政府職能。而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正是在以往改革基礎上的繼續和深化。

　　李君如認為，此輪機構改革另一個重要意義則在于，捋順政府機構的內部關系，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分離，著力于建設一個“三權”相互制約的機制。

　　“有些部門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還是監督者，這勢必導致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現象。‘大部制’改革之后，有些部門的職能就能劃分清楚。”李君如說。

　　此前有人擔心，由于新組建的“大部委”權力得到進一步加強，一旦不受監督，很容易獨斷專行，也很容易產生腐敗。李君如針對上述擔心表示，在制度設計上，有多條途徑加強對“大部委”的監督，包括人大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司法監督、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等等。

　　“我想這些問題已經在考慮之中。制度設計得再周密，在實施過程中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沒什么了不起，我們在前進中可以不斷發現問題，不斷解決，不斷完善。”李君如說。

　　今天下午在作說明時，華建敏表示，改革要堅持積極穩妥的方針，既充分利用當前各方面的有利條件，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在一些重要領域邁出較大步伐；又充分考慮到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諸多困難和潛在風險，循序漸進，不畢其功于一役，有的可適當過渡，有的可在集中改革后根據情況的變化再適時調整，做到長遠目標與階段性目標相結合、整體設計與分步實施相結合。(程剛 何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