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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眾最為期盼的有效監督———公務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并沒有寫入公務員法，我國也一直未建立起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公務人員的腐敗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和預防。”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建議，全國人大將制訂《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列入2008年立法計劃，正式啟動該法的調研、起草工作。(3月6日《中國青年報》)
此前，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和北大教授鞏獻田曾聯合向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提交建議，呼吁盡快制定《縣處級以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布法》。他們的建議隨即得到了50多名退休高官的聯名支持，并像一聲春雷引起了輿論界的熱烈反響。人們期待此舉能有力推動一再延宕的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制度的立法工作盡早上馬，把反腐斗爭實實在在地引向深入。
在我看來，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之所以在如此長的時間內被一再討論，卻又始終未能付諸于立法實踐，其背后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其實是不容忽視的。一方面，沒有人否認這項制度的立意及其所應該達到的反腐效能，甚至為之冠以“終極反腐利器”的美名；另一方面，也沒有人能夠否認，阻撓這一制度徹底實施的最大障礙，可能就是來自于它所指向的官員群體，而一旦它所涉及的范圍越廣，其推行的阻力必定越大。
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項制度可以保證是普遍適用和絕對有效的，那么，又有誰能夠保證這個號稱終極的反腐利器只要移植他國立法制度或者按照某種理論假設閉門設計就能夠在現實的土壤里發揮效用。一旦像某些類似例證一樣，雖然也一度號稱為世界最先進、最優越的法律制度，在情況并不適宜的社會土壤里結出的卻可能是苦澀的酸果，我們又能夠再仰仗其他什么更為高明的法寶？
從此前媒體披露的情況來看，有關方面提交的建議稿，在某種程度似乎就具備這類移植造法和理論造法的特質，頗是令人擔心可能因此而斷送這個眾望所歸的防腐利器的實踐前景。
第一，該稿在界定申報官員的范圍問題上，似乎存在冒進主義的傾向。該建議稿企圖一舉將整個“縣處級以上正職和副職的公職人員，國有企業(包括國有控股企業)中相當于上述級別的公職人員”全部拿下，在某種情況下甚至連鄉鎮干部也打算一網打盡。只能說，這在精神上或許可嘉，但在戰略上卻并不可行。立法講究科學，在現代立法技術中尤其主張進行成本和收益分析。要把如此大范圍的官員都納入申報范圍，不知道立法建議者是否計算過執法成本有多高。而且，根據這種分類，基本上大多數的執法者都已經被包含在被執法的相對人位置上。如此一來，請問如何保證執法不至于在過于強大的抵制之下出現偏離，最終不會流于形式而成為新的“花瓶立法”？
第二，建議稿強調了官員家屬的共同申報義務，除了官員“本人家庭成員的全部財產”之外，連其“已單獨成立家庭的子女及其配偶的全部財產”均需要申報，并且建議要求“申報人和家屬及另立家庭的子女及其配偶參與的所有金融活動和不動產交易，均須實行實名制”。暫且不論這存在的泛政治化傾向，請問加上前面所界定的符合申報條件的官員，立法建議者是否考慮過這將要占到整個中國多少比例的家庭和個人？如果涉及如此眾多的家庭及其個人隱私需要被放棄、被披露，實在不亞于一場社會革命。這樣的法律被寫出來，到底具備多大的可行性頗讓人懷疑。
建議稿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我就不再一一列舉了，但總而言之，這其中確實需要謹防出現一種“立法情緒化”的問題。立法活動需要熱情，可單憑一腔熱情也是立不出好法；恰恰有不少本應當發揮重要效能的立法被過度情緒化的立法沖動給簡化為“中看不中用”的立法擺設。
固然，當前全社會對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重要性有著高度的共識和熱切的期待，這很是難能可貴。但專業的立法者卻更應當保持理性和冷靜，甚至需要對于大眾的過度立法沖動予以合理的約束，只有在審慎的研究和詳盡的評估之后，才能拿出一個經得起實踐檢驗、符合當前執行水平的好制度。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具備實行的社會基礎和民意基礎，但也確實需要謹防重蹈沖動立法的覆轍。(王鋼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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