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紹倉，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總經理(正廳級)，兼任皖能股份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此前曾任安徽省計劃委員會商貿處處長、安徽省經濟信息中心主任。7月11日，張紹倉涉嫌貪污、受賄案在阜陽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
據檢察機關指控，張紹倉利用職務便利，1992年下半年借為某公司解決350萬美元外匯額度之機，收受這家公司支付的調劑費人民幣700萬元。1989年至2006年間，張紹倉單獨或伙同其妻、兒子收受他人賄賂，共折合人民幣278萬余元。
庭審中，在被告人最后陳述階段，一直沉默不語的張紹倉掏出老花鏡，含淚念了自己寫的長達4頁的悔過書，三次說出“后悔”二字，懇求法庭給他一次改過的機會。
然而，記者發現，張紹倉的悔過書，和《檢察日報·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為題刊發的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原區委常委、同安鎮黨委書記朱福忠的悔過書有幾處雷同，有抄襲的嫌疑。
涉嫌抄襲的悔過書
下面是張紹倉的悔過書(本報編輯部略有刪節)——
我走上腐敗道路的原因盡管有很多，但主要還是自己的主觀原因。
我是農民的兒子，組織上為了培養我，送我上大學、將我下派到縣里掛職鍛煉，傾注了很大的心血。走上領導崗位之后，隨著職務的升遷、地位的變化、業績的建立，我逐漸自滿起來，認為業績的取得是因為自己有能力。幫人解決點困難，就以恩人自居，認為自己有活動能力。在這種扭曲的思想支配下，從逢年過節收點禮品開始，逐步發展到收受他人禮金，以至于后來一發不可收拾。
由于身居要職，手中有權，說了算數，找我幫忙辦事的人多了，攀附追逐和前呼后擁的人也多了。漸漸地，自己把組織紀律、黨紀國法都忘在了腦后，把黨性原則丟到了一邊。在朋友、感情、哥們兒義氣的驅使下，我的膽子越來越大。這個時候，我心里只有人情，沒有黨性紀律觀念，只想個人得到好處，沒有想到黨紀國法對自己的約束。法律是無情的，也是公正的。我現在非常后悔，但已悔之晚矣。
在工作前期，我對金錢沒有太多的想法，完全以工作成就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涉嫌抄襲朱福忠悔過書第五段的內容。朱福忠說：在工作的前期，我對金錢沒有太多的想法……完全以工作成就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走上領導崗位后，我逐漸迷失了自己的坐標，擺不正自己的位置，以企業的大功臣自居，處處說一不二，把企業的人事、財務等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對重大事項往往是我先拿定主意，集體議事過程僅僅是花架子，常常演變成下屬領會和執行我事前已作出的決定的會議。紀檢和其他干部對我起不到監督作用，上級領導對我的監督也是遇事說事。在這樣一個不受監督和約束的狀況下(涉嫌抄襲朱福忠悔過書的第三段，朱福忠說：在鎮黨委書記的工作中，我逐漸迷失了自己的坐標，擺不正自己的位置。我把自己看成是陽光城建設的大功臣，并以此自居，處處說一不二。我把同安鎮的人事、財政、國土、規劃和城建等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對重大事項往往是我事先拿定主意，集體議事過程僅僅是花架子，常常演變成下屬領會和執行我事前已作出的決定的會議。同安鎮的紀檢和其他干部對我起不到監督作用，當時的區委主要領導對我的監督也是遇事說事，輕描淡寫。在這樣一個不受監督和約束的狀況下，我工作起來放得很開)，我最終沒能把持住自己，伸出了不該伸的手，在金錢面前敗下陣來，成了金錢的俘虜。
現在想來，我真是糊涂，自己有什么資格自大，有什么好居功自傲的？企業的發展是遇到了好時期、好政策、好條件，我只是恰好在這個階段在這個企業做領導，換了別人也一樣會有快速的發展。更何況，在物質待遇方面，也在一年年提高，比起其他同學、同事，我的待遇算得上很優厚了。我真后悔超越了法律法規的束縛，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但給企業造成損失，同時也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險的境地。是虛妄自大和對法律的無知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淵。現才如夢初醒，卻晚了(涉嫌抄襲朱福忠悔過書的最后一段，朱福忠說：現在想來，我真的糊涂，自己有什么資格自大？哪里值得為金錢自卑呢？同安鎮的發展是遇到了好時期、好政策、好條件，我只是恰好在這個階段在這個地方做黨委書記，換了別人，同安鎮也一樣會有快速的發展。……物質待遇方面，也在一年年地提高，比起其他同事，我的待遇算得上很優厚了……在自卑的陰影下，虛妄的自大把我推向了犯罪的深淵)。
這么多年來，我放松了政治理論學習，忽視了世界觀改造，時時忙于應酬，更沒有加強廉政修養，現在真是后悔不已。我辜負了黨組織對我多年的培養教育，忘記了黨紀國法。我將受到法律制裁，這完全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被審查以來，我積極配合紀檢、司法機關把問題交代清楚，認真反省，爭取好的態度，從思想上轉變認識，從行動上重新做人。同時也懇切地盼望法庭能給我一次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我也決心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好好改造自己，報答組織，做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用的人。
關于貪官悔過書的是是非非
在這份張紹倉的悔過書中，我們編輯部標線部分和后面括號里編輯部的標注，有著驚人的雷同，或者整句照搬，或者略作改裝——張紹倉悔過書存在抄襲的嫌疑。朱福忠原是鎮黨委書記，而張紹倉原在安徽省計劃委員會任商貿處處長，后到企業任職。兩人的經歷是不同的，作案的手段、地點、背景不同，所以兩人對自身腐敗的悔悟，不可能相同。《檢察日報·廉政周刊》刊發朱福忠的悔過書在前，張紹倉法庭懺悔在后。據了解，在不少監管場所，有關部門都訂有《檢察日報》，一些被羈押人員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存在這樣的可能：張紹倉從報紙上看到朱福忠的悔過書，然后結合自身實際照葫蘆畫瓢“有感而發”。
但無論如何，張紹倉要想真心懺悔的話，也不能“借用”別人的悔過書啊。
現在不少貪官在落馬后都會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懺悔，甚至“痛心疾首”地寫下“萬言悔過書”，也有的貪官在法庭審理的“最后關頭”以法庭最后陳述等形式，表達其悔恨之情。貪官這種“到了黃河才死心”的懺悔，到底是真心悔過還是作秀式的表演？當然，這其中不乏犯罪后真心認罪悔罪的，但也有懺而不悔的，他們的直接目的是想盡量給組織或法官留下一個懺悔改過的好印象，以便得到酌情從輕或減輕處理。張紹倉這份涉嫌抄襲的悔過書，悔過的誠懇度有幾分？他在法庭上的懺悔疑似作秀。
《檢察日報·廉政周刊》之所以專門開設《懺悔錄》這個欄目，刊發貪官的悔過書，初衷是想剖析貪官們腐敗的軌跡，探尋腐敗案件發生的原因，對領導干部能起到一些警示教育的作用。至于一些貪官在特定場合說的話是真是假，是不是真心悔過，真實動機和目的何在，只有他們自己心里最清楚。
有些評論者說貪官的懺悔空話、套話多，此評論盡管有點偏頗，但用在一些貪官身上是合適的！不過細究下去的話，如果這些貪官的話句句都很真真切切、樸實無華，對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滿懷感情，那么，當初他們還會腐敗嗎？我們還會稱他們為“貪官”嗎？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論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往往是貪污賄賂腐敗、失職瀆職腐敗的胚胎，防治腐敗需要從教育領導干部求真務實、說真話辦實事開始！(李英華 雨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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